明清两代的官窑体制从文献记载是历朝官窑最具完善的官窑体制，明代从洪武二年始有关于烧造官窑的文献记载。据《景德镇陶录.历代窑考》记载，洪武二年（1369年）设于珠山麓，制陶供上方，称官窑。以别民窑。除大龙缸窑外，有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濫熿窑二十座。至宣德中，将龙缸窑多半设作青窑厂官窑遂增至五十八座，多散见厂外民间，于正德始称御器厂。

明洪武 青花竹石灵芝纹盘

据著写于1936年的《中国陶瓷史》记载同样是洪武二年，明太祖建御器厂于景德镇珠山麓，其中记述同《陶录》相一致。但此书在写到万历时增加了一段“至万历时相传景德镇御窑有三百多座，而一切民窑尚不在内，足见其盛矣”。从文字文献的记述来看，明代官窑烧造的真正时间在洪武二年为最早时间段，在万历时，御窑厂达三百余座，足见其烧造规模和庞大的御器厂制瓷的规模。在明代官窑的生产烧造的过程中，官窑体制的划分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为钦定器，第二个方面为部定器。

明洪武 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石榴尊

钦定官窑器从文字上就可了解，这是经皇帝亲自点批的那部分官瓷，也称御用瓷；这些定制的瓷器，从制作的胎体、釉面光度色泽、构图、画工、用料、用彩，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呈报皇帝审批后方可生产，特别是在用料上，各种色彩的瓷器分不同的窑去烧造，上段《景德镇陶录》在记述官窑有青窑、色窑、风火窑等，这些窑口都是烧制不同的御用瓷的窑口，各个窑口烧造的产品由于颜色的不同，其中的用途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霁蓝、霁红，这些单色釉基本上是烧造用于大型的祭祀所用瓷，由于这种单色釉瓷在使用的过程中主要用于祭祀。因此，人们通常不再以其色彩的色度而来称呼了，干脆就称为祭红、祭蓝了。

从这些宫廷御用瓷器的色彩制作的用途来看，明代御用瓷在色彩上，规格上，以及造型上都有着一定的规定。除御器厂烧造供宫廷用瓷之外，钦定瓷还包括用于朝廷或者说皇帝用于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一些主要大臣的赐赏品，以及对外交往中（友好国家、附属国）的赏赐品。这些钦定官器由御窑厂负责管理的官员加以正常的管理，若遇朝廷有重大事情，需要大量的批量性烧制，朝廷都要派宫廷的宦官进厂督造，这是明代在钦定官器的一种形式。

明成化斗彩婴戏纹杯

钦定瓷器是由朝廷严格控制的，这些器物的制式、配釉、制胎、画工、图样，都具有一个固定的样式。为了防止民间仿烧御用瓷，在明代早期严格禁止民间仿烧的。若有瑕疵就地销毁。这种制度一直到明代中期的成化弘治时期。

明代官窑器另外一种形式就是部分定烧的官窑器，由明代行政机构工部制定式样，在御窑厂烧制，其对烧制瓷器的质量要求同钦定瓷器是同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在押运到京的时间上没有严格的规定，这部分官窑器可以根据朝廷的需要而调整进京的时间，明代官窑在称谓上有着一定的惯例。这也是后人在写书的文献上容易区别而用的一种方式。如《饮流斋说瓷》中就用了“正德窑青花霁红”以皇帝名号来称呼瓷名。

明弘治绿彩云龙纹盘

《景德镇陶瓷录》第五卷景德镇历代窑考，有关于洪武瓷器质量方面的记述称“洪瓷”，而成化期的瓷器却称之为“成窑”，正德期的瓷窑器称为“正窑”，嘉靖期瓷器称为“嘉窑”，隆庆、万历两朝称之为“隆、万”窑。《中国陶瓷史》也在第十一章明时代这一节中，将明代官窑分为七个不同阶段的称呼。洪武窑、永乐窑、宣德窑、成化窑、正德窑、嘉靖窑、隆万窑，这些对于官窑的称谓，也是便于人们对这一时期官窑瓷器认识和便于记述。

在明代嘉万期有一些官搭民烧中的精品窑口，烧造质量较好的窑口，还有以烧窑人的名字命名的。如：崔公窑、周丹泉窑、吴十九窑、蛤蟆窑、壶公窑等，这些民间窑场在明代嘉靖、万历时期都是较为著名的窑场，而且精品很多，《景德镇陶录》记述，崔公窑嘉隆间人，善冶陶，多仿宣、成窑，遗法制器，当时明为胜，号其器曰“崔公窑器”四方争售。

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折沿盘

写周窑时是这样描述的“隆、万中人，名丹泉，本吴门籍，来昌南造器，为当时名手。尤精仿古器，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周亦居奇自喜。恒携至苏、松、常、镇间，售於博古家，虽善鉴别者亦为所惑。有手仿定鼎及定器，文王鼎炉与兽面戟耳彝，皆逼真无双，而千金争市，迄今犹传述云。”前面两段文献中的记述，我们可以引出一段明代嘉靖时期的官窑体制的变化，官窑器由官府垄断到官搭民烧，这是嘉靖时期官窑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由过去几百年来宫廷用瓷的密不外传。到这一时期官民同窑，这改变了封建时代几百年的烧瓷的礼法制度。

 “官搭民烧”制度是种对民窑进行盘剥的形式，明代宫廷用瓷每年都有一定的数量，再加上用于各种赏赐和与对外交流所需的赏贡品，每年都要有一定的数量，从明代宣德年间起，每年政府都要给所属的工部，所属部门下达一定的任务指标。这部分由工部下达的指标任务叫“部限”。在部限以外由于宫廷用瓷的需要，又要增加一定的额外烧造任务，这种额外的烧造任务又称为“钦限”。

明嘉靖 五彩天马纹盖罐

嘉靖以后，由于明代政府及宫廷用瓷数量的激增，景德镇御窑厂为了完成宫廷御用瓷的烧造任务，就将一部分烧造任务分配到民窑中去搭烧，这部分搭烧的瓷器为宫廷用瓷，是必须完成的。瓷器烧造完成后，御窑厂派人到民窑户来验收，拣挑符合“钦定”标准的瓷器，将不符合的再拣下来。那么，搭烧的民窑户在烧造的瓷器经过御窑厂的拣挑后，数量上已无法完成御窑场分配的烧造任务，不得不去御窑厂购卖而完成这部分空缺的瓷器，御窑厂就抬高价格卖给“包青户”即搭烧户。据《江西大志陶书》记载“其能成器者，受属而择之。不能成器者，买以代办，不能办，则官窑悬高价以市之，民窑之所以困也”这就使很多搭烧户损失很大，苦不堪言。

 “官搭民烧”制度是极不合理的一种盘剥民窑的一种制度，但它对民窑的工艺技术、绘画艺术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以致对后世清代官窑体制有着深远的影响。

清顺治 青花花鸟纹盖罐

 清代官窑的体制是在明代官窑体制的影响下而建立的一种官窑体制，是以明代晚期的烧造体制为蓝本的，清代官窑在经过明代晚期社会动荡，社会变革，农民起义，以致清军入关建立稳定的政权后才恢复生产的。清代在入关过后，随着政权的稳定着手发展经济，恢复御窑生产。

据《景德镇陶录》记述“国朝建厂造陶始于顺治十一年（1634年）奉造龙缸，面径三尺五寸，墙厚三寸，高二尺五寸，经饶守道，董显忠、王天眷、王瑛等督造未成。十六年奉造栏板，阔二尺五寸，高三尺，厚五寸，经守道张思明，工部理事官葛巴，工部郎中王日藻等督造，亦未成。”十七年巡抚张朝璘疏请停止。这段文献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清代御窑场在顺治十一年恢复生产，但由于烧造技术的缺失，象龙缸这样的器物在明代早中晚期都可以烧成的器物，这时候是无法成功的。还有象长二尺五、高三尺、厚五寸的栏板，也就是我们现在称谓的瓷板画，同样也无法烧成。但碗和盘的一些实用器在这时候还是不成问题的。

清康熙 斗彩红龙凤盖罐

清代官窑同明代官窑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明代官窑有“钦定”标准用瓷和“部颁”用瓷两种。而清代实行三种形式的烧造方式。第一种是御窑；第二种部定窑；第三种王公大臣窑。第一种御窑是和明代的御窑场相一致；第二种部定窑与明代的部定也基本相同；那么，第三种王公大臣窑，这种窑场为王公大臣所拥有的瓷窑一般以堂名而称谓，其质量也是十分精致。象一些堂号“中和堂”“古月轩”之类就属于这些王公大臣的窑场名。

御器厂在顺治十一年时期改为御窑厂。明代从洪武到弘治烧制的御用瓷器窑厂称为御窑，到正德改为御器厂，到了清代又将御器厂改为御窑厂。清代的官窑中的御窑厂的称谓同明代不同。明代以皇帝的年号来称呼“永乐窑”“宣德窑”“成化窑”等称呼，而清代对御窑厂的称呼是以督陶官的名字来称谓的。

清康熙 豇豆红釉菊瓣瓶

清代最著名的有四大以督陶官命名的窑厂名，最早的就是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七年（1688年）在景德镇督造瓷器（御窑厂）的臧应选，他的主要成就是仿宣德、成化官窑青花、五彩器。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据《景德镇陶录》记述，臧应选督造时期烧造的鲜红瓷最为有名，还烧造了瓷胎画珐琅器俗称古月轩，他督烧的瓷器称之为“臧窑”。

第二位是于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的郎廷极，作为景德镇御窑厂的督理陶务的督陶官，世人称“郎窑”。他在督理景德镇御窑厂时期最大的成就是“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绿”最负盛名，其素三彩、青花、斗彩都较为精致。我们在收藏中有一种郎窑红的瓷器，其釉质深厚，色彩鲜红，釉厚到足而不流釉，俗称郎不流。这种工艺到清代中期后，技术失传，以致有很多都出现挂釉现象，这种红釉瓷又称之为“郎窑红”。

清康熙 郎窑红釉凤尾尊

第三个最著名的窑名称“年窑”。年窑是以雍正时期四年（1726年）年希尧的名字命名的，年希尧是雍正时期最著名的大将军年羹尧的哥哥，兄弟两一文一武，年希尧当时的官职为内务府总管，这官职相当于当时的三品官。督理淮安板闸关税务，兼遥领景德镇御窑厂总理，当时的唐英就在他的手下，主烧兼理瓷器烧造。年希尧在督理景德镇御窑厂的业务时，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仿宋代的瓷器釉，霁红、蛇皮青、鳝鱼黄、吹绿、珐琅彩等，我们可以从院藏品和馆藏品中看出这一时期的官窑器，是多么的精致。年希尧直到乾隆八年才退居二线，那么，在他督理景德镇御窑厂的这十八年时间里，其烧造的很多工作都有唐英的功劳，只不过唐英的官职当时没有年希尧大，而且主管的是年希尧，唐英只是业务主管的职务，因此，这一时期的御窑厂称为“年窑”。

清雍正 青花龙穿花纹撇口尊

第四位就是唐英了，唐英大家都听说过。这唐英是在雍正六年就到景德镇御窑厂工作，但当时的官职是到御窑厂“驻厂协理”这一职务，雍正八年的时候写成著名的《陶成图》一书。这本书中记载了景德镇御窑厂烧瓷的整个过程，以及陶瓷的一些工艺技术，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专业图书，其影响极大。唐英真正负责御窑厂制瓷业务的是乾隆八年（1737年），唐英于乾隆二十年奏请乾隆辞官养老，也正是这一年唐英去世。唐英在从事制瓷这个领域中总共近30年的历程。在他督理景德镇御窑厂这一时期，是中国陶瓷业中的一个极其鼎盛时期。他精通窑务，精通各种烧造技术，无所而不仿，这也是因为他对烧造瓷器的衷爱。从制瓷的胎骨、釉色、彩绘、款式都极其精通，并对精冶原料、配制胎泥、釉浆、造型、烧成包装等，在他的著作中都有很明确的阐述。所以说唐英不愧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杰出的一代大师。

清乾隆 斗彩加粉彩暗八仙缠枝莲纹天球瓶

 清代的官窑体制在经历近百年的发展中，也逐步由宫廷用瓷的严谨、独断、垄断，逐步向民间市场放开。自从唐英负责景德镇陶瓷总理业务后，清政府施行了一种以货币支付劳动力的政策，御窑厂只设立造型和装饰作坊，器物的烧造分派到民窑，民窑烧坏了也不必赔偿，也不存在象明代那样到御窑厂去高价购卖的形式，而是允许将这部分残次品拿到市场上销售。

曾有文献记载在乾隆七年六月，清高宗旨令，御窑厂烧造之脚货瓷器不必送京，即在本处变价处理。这就是清代早期著名的“官民竞市”的市场现象。乾隆的这一旨令，也可以说是政策和法令，使束缚于民窑生产与发展的绳索被解开了。官窑和民窑共同在一个市场竞争销售，这样也增加了官窑在市场的竞争力，也使民间拥有高质量高品质的官用器成为可能。

清乾隆 青花春耕图双福如意耳大抱月瓶

那么对于民窑来说，质量肯定不如官窑，但为了市场的竞争也在提升自己的品质，以致仿烧官窑的纹饰、落款等等。这样，官古器，仿官古器就提高了民窑烧瓷的整体水平。因此清代官窑体制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在唐英的主导下，已经由制度形式向政策放开形式发展，对整个景德镇制瓷业的兴盛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清代晚期沿用早期的烧瓷制度，在这里就不在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