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著于元末的《静斋至正直记》中记载“红绿古彩古来有之，金以来时为上物，多定烧、限烧为上用，非市烩所能得也。”宋、金时期，红绿彩瓷的装饰艺术已经被官方所重视，逐渐成为贡瓷的一部分。元明交迭，北方的局势越发动荡，致使窑工南下，逐将釉上彩瓷的制作工艺带到景德镇地区。由于蒙古民族崇尚白色，在历史因素的背景下，景德镇釉上彩瓷迟迟没有登上陶瓷艺术的舞台，历史文献与传世实物的匮乏，使得元代釉上彩瓷的研究成为一直困扰陶瓷学者的空白点。

红绿彩是釉上彩瓷品种，它是用红、绿彩料在已烧好的白釉成品瓷上绘画纹饰，再次入窑后以800℃左右的低温焙烧而成，是典型的二次烧制产品。与金、元时期北方生产的釉上五彩瓷器所不同的是，彩绘中没有使用黄彩，所以红绿彩与传统的五彩略有差别，属于“五彩”的一个衍生品种。景德镇窑烧制的釉上彩瓷目前根据实物资料可追溯到元代后期，红绿彩即是当时创烧的新品种，所以，称其为“景德镇早期五彩”不足为过。由于纹饰中大面积的使用红彩，故而日本学者也形象的称之为“古赤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陶瓷界鉴定泰斗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就曾对于景德镇早期五彩瓷的起源开篇立论，剖析了收藏在日本的几件元末明初五彩器物，并引用了北京、杭州地区发现的两片珍贵的红绿彩瓷标本，使得元末明初景德镇早期五彩瓷初露端倪。而后的十多年间，国内文博学者们相继展开了关于元代及明早期釉上五彩瓷器课题的研究。故宫叶佩兰女士在《元代瓷器》中也对元代景德镇窑红绿彩品种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并将1981年景德镇落马桥元代灰坑中出土的两片红绿彩标本与北京、杭州的出土的两片资料进行了比对。并以此为依据，又将广西私人藏红绿彩人物高足杯残片以及日本、美国官方收藏的两件同时期红绿彩器物逐一进行了说明。虽连图版在内仅有7页篇幅，但文章所涉及、引用的9件红绿彩资料时至今日仍是相对全面的一次发布。插图中红绿彩瓷那张扬、抢眼的色彩，简练、粗旷的构图充斥着读者的感官，不失为景德镇元明之际釉上彩瓷的一次视觉盛宴。

笔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景德镇红绿彩瓷研究的进展情况，经过十多年的潜心整理、采集、收藏到全国十多个城市发现的近三百余片（件）景德镇元末明初红绿彩标本、残件及完整器。（图一）加之与所见其他藏友、收藏机构的近百件标本比对、观摩，对景德镇早期彩瓷研究小有心得，拙作此文将近年所见比较有代表性的和较为特殊的资料加以汇总。

图一 元末明初景德镇窑红绿彩高足杯

文中所披露的元末明初红绿彩品种多为首次公布，虽残尤珍。其中个别资料为南京艺术学院及瓷友珍藏，慷慨鼎立提供甚为感谢。若能通过拙作，为研究、收藏明初彩瓷的爱好者和文博研究人士带来新的资料和新的认识，当为吾辈之初衷使然，借此抛砖引玉，百家争鸣。

一．形制丰富的红绿彩瓷

景德镇窑烧制的元末明初红绿彩瓷，香港艺术馆东方陶瓷学会、香港中文大学以及美国波士顿博物馆都有馆藏。（图二）国内个人虽然也有零星收藏，但存世的总体数量依旧屈指可数。从传世实物和出土标本统计，存世量最多的是红绿彩高足杯，相对于碗、杯、匜、盏托、罐等器型，日用器皿中的盘则较少见到。此外，玉壶春瓶亦有传世和出土品印证，证明这个时期，玉壶春瓶也同为红绿彩瓷中的主要产品进行流通。壶作为元代较为特殊的饮具，从马上民族仿皮囊的扁瓶造型逐渐演变成适合中原地区陈设案、桌上的敦厚之物。红绿彩凤颈壶残器的出现为我们研究红绿彩瓷广泛应用的年代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

图二 香港中文大学藏红绿彩高足杯

（一）高足杯

红绿彩高足杯造型多为撇口、深弧腹、高足、足微外撇、露胎、足内壁无釉，有明显旋抹痕迹，并有少量釉痕。由于红绿彩是二次烧成的器物，所以根据使用绘画瓷胎的不同，红绿彩高足杯可分为普通素胎和带有模印花卉工艺的“枢府”型两类。这种在选用胎体上的分类差异，同样出现在红绿彩碗、墩式杯和盘的器型上。红绿彩高足杯内、外的主题纹饰大致可分为花卉纹、景物纹、人物纹、动物纹、杂宝纹和程式花纹等。对于红绿彩高足器物，鉴于存世资料较多，笔者将另做开篇分类详细描述，故而在此不再过多论述。

值得说明的是，早年关于红绿彩的研究报道上曾有带黄彩的记载，笔者以为应该是绿彩土蚀粉化后的一种变色附着物，而并非真正的黄色彩料。这种被土蚀后的所谓“黄彩”现象存世很多，有些能清晰看到绿彩渐变的痕迹。（图三）与宋、金时期的北方五彩瓷相比，这一阶段的景德镇彩瓷很少用黄彩装饰，为何抛弃黄彩不用，尚值得探讨。

图三 绿彩氧化成“黄彩”的过程清晰可见

（二）碗

碗呈墩式，撇口、弧腹、圈足、足内无釉，有“脐”状旋削痕。（图四）红绿彩碗的主题纹饰与高足杯内纹饰题材大多类同，尤以花卉纹饰更为相似，有些似乎出自一人之手。除常用的漩涡状桃型花、菊花、莲花外还有绘折枝石榴花与折枝的果实纹，目前见有桃实、海棠等。（图五）菊花纹饰的画法大体相同，唯花心有别，分网格状和漩涡状。

图四 红绿彩墩式碗残片

图五 束莲纹

相对于这个时期的高足杯，红绿彩人物图案在碗的使用上比例非常少。目前见有“离乡图”，画面为一官样穿戴男子绛冠绿袍恭谦抱拳作揖，神情悲切与人搭讪，微风徐徐将衣襟撩起，身后停靠一叶小舟，依依不舍似忍受离别之痛。人物刻画入微，仅寥寥数笔，即将画面交待清楚，情真意切。（图六）

图六 离乡图

此外还有“哪咤图”，身披绿色战袍，一手持枪，一手挽系浑天绫，设色饱满，动感十足，碗外壁绘缠枝海棠花卉。（图七）人物刻画笔法与1990年景德镇珠山明初地层出土的青花哪吒图如出一辙，据刘新园先生考证，出土的青花高足哪吒图残片应是洪武二年至洪武十年间的制品，两者在年代判定应能相互引鉴。（图八）而高足杯中那种常见的“宴饮图”或“人物花草图”的题材在碗中则较少见到。

图七 哪吒图

图八 景德镇出土明初青花人物高足残片

程式花纹与高足杯一样，在碗中的使用率也不高。主要还是以变体莲瓣为主。双圈内用红彩描绘莲瓣轮廓，用绿彩填实。莲瓣狭长，呈十字对称排列，两瓣间隔处附加莲瓣，以此重叠，覆之三层。双圈外部衬有红绿彩如意头纹，整体风格更充满了浓郁的佛教色彩，较为独特。（图九）此类纹饰不仅在高足杯和碗内运用，在红绿彩盏托等器物内也均有使用。纹饰虽有变化，但大同小异，均有“摩尼珠”、“宝莲”之佛教思想的映像。

图九 变体莲花纹

据笔者多年的研究发现，元末明初的红绿彩瓷虽大多为盘盂之属或酒具，但有些器物所绘图案纹饰却充满着浓郁的佛教色彩。有些更是直接在杯、碗的主题纹饰处书写“佛”字，为我们对景德镇早期彩瓷是否还有其他特殊的用途，提出了新的思考。（图十二）

（三）盘

红绿彩盘形分两种，主要差别在盘底。一种为圈足，一类为平底。盘壁均较浅，撇口、浅弧腹、阔底。圈足盘足呈楔形、微塌底；平底盘多施釉不到底，平底与外壁转折处多有一圈无釉。出土情况表明，景德镇元末明初红绿彩中盘的发现量不足高足杯的百分之一，传世情况亦是如此。这种情况较为特殊，值得探究。所绘图案、边饰与高足杯、碗大致相同，多带模印工艺。目前所见实物以花卉为主，动物纹较为少见，仅见有鱼纹。鱼为大片红彩平涂勾勒而成，左右饰以绿彩水草。底足近内圈墙处有条明显的旋切洼槽，明初特征明显。（图十）

（图十 红绿彩菊纹盘残片）

（四）杯

一种为墩式杯，撇口、弧腹、宽圈厚底足、足底无釉，旋削明显。实与墩式碗造型类似，唯尺寸略小，似缩小版。实物发现不多，纹饰多为花卉，笔者所见绘有灵芝如意头主题纹样，红彩描绘双圈，中心用绿彩绘双角灵芝头图案，殊为少见。（图十一）此外，还见有书写“佛”字铭的，绿彩描边，红彩楷书一“佛”字，是否为佛教所订烧之物，尚待研究。（图十二）此种墩式小杯多带模印工艺。

（图十一 红绿彩灵芝纹）

图十二 红绿彩“佛”字

另见有平底撇口杯，杯体为影青湖水绿釉，平底，略向内凹陷，外壁以红绿彩混用技法饰变体莲瓣纹。

（五）盏托

盏托造型分两种，一种为盘状盏托，撇口、折沿、弧腹、平底、底心中部有一圈环状凸起，微高于托盘底、浅圈足、足砂底无釉；（组图十三）另一种呈宋式，为“台盘”式盏托。高圈足上一承盘，满釉，中间为圆形圈墙托口，状如“高台”。外壁饰红线绿彩圆斑，环状排列；托口微敛、口沿一圈涩胎无釉。由于保存环境不善，导致盏托胎体布满开片。承盘红彩双圈边线内饰四朵红绿彩缠枝灵芝，红彩热烈，绿彩深厚，殊为独特。这种“台盘式”造型的盏托由晚唐五代时期的金银器演变而来，整体具有“银盏金盅”的艺术效果，在同时期青花和色釉器物中多见，而施以彩绘的较少见到。（图十四）

盘状盏托中心纹饰大多绘有火焰纹、莲花纹、菊花纹等，围绕中心纹饰的主题纹饰带里多见有缠枝灵芝、菊花等花卉，偶有折枝画法的花卉；边饰则多衬以卷草、海水等。相对于其他器形，红绿彩中的盏托发现数量并不多，属于这个时期彩瓷中的少见品种。

（组图十三 红绿彩盘状盏托）

图十四 台盘式盏托

（六）罐

此时的红绿彩罐与同时期的青花罐大致类同，分大罐和小罐。大罐高约20公分左右，小罐体高约7－8公分。敛口、短颈、溜肩、从肩部逐渐收至底足，底微外撇。（图十五）为装饰图案更为简单，目前见有松竹梅三友纹、莲塘纹、人物花草纹、缠枝花卉纹等。笔意奔放、粗旷。罐内多有涮釉痕，罐体接胎明显，有些罐内沿着接胎部位涂抹绿色彩料，似修饰内壁窑裂等缺陷。整体较为粗糙，精细者少。除少量为影青釉多为瓷化程度欠佳的糠胎。（图十六）

图十五 红绿彩罐

图十六 红绿彩风景树石纹罐

（七）玉壶春瓶

传世的景德镇窑元末明初红绿彩玉壶春瓶目前见有日本国立博物馆藏狮子绣球纹和根津美术馆藏缠枝宝相花纹玉壶春瓶等。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狮子绣球纹玉壶春瓶撇口、细颈、腹部下垂，圈足，器身纹饰多达六层，用红绿彩装饰绘蕉叶、古钱、如意云头、卷草和变体莲瓣，最为抢眼的是腹部的绘狮子戏球图案，狮子怒目圆睁，大耳阔口，卷毛红背，尾如火焰高竖，四肢有力，肘毛浓密。中间夹杂双角、火珠、银锭、方胜等杂宝装饰，精彩异常。

虽然被不少文章借用、比对，然口部之残损却从未有著作提及。（组图十七）此类标本在国内亦有出土，所绘题材亦为狮子戏球纹，唯细微处略有差别。（图十八）（图十九）

组图十七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红绿彩狮子戏球玉壶春正 背面 口部为修复

图十八 安徽发现的红绿彩狮子纹玉壶春瓶残片

图十九 北京地区采集的红绿彩玉壶春瓶口残片

笔者发现，景德镇元末明初红绿彩瓷与同时期的河南禹州黑褐彩以及安南窑五彩瓷相互的影响较为密切，其风格和色调也更为接近。相互比对，能更好的屡清明早期景德镇五彩对于周边窑业的影响轨迹。（图二十）（图二一）（组图二二）

图二十 日本根津美术馆藏景德镇窑红绿彩宝相花纹玉壶春瓶

图二一 日本藏十五世纪安南窑五彩缠枝花纹罐 纹饰构图与边饰画法与图二十如出一辙

组图二二 安南窑五彩设色及彩料与景德镇明初五彩对比

入明后的玉壶春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颈部逐渐变粗，撇口弧度缩小，器形整体臃肿，无挺拔之感。笔者所见该类玉壶春瓶还有人物纹，与所谓的国产料元青花玉壶春所绘人物相仿。（组图二三）

组图二三 人物纹红绿彩玉壶春瓶及残片

所以笔者认为，将目前所谓的元青花的器物与红绿彩瓷器进行系统研究，完全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些均是明前期之作。

（八）壶

红绿彩壶类标本最为少见。传世品没有相关资料，标本目前仅见一例，系南京地区采集。（图二四）高颈、阔口、厚唇、溜肩、圆腹、壶口下有对称两系，后有一曲柄、流短且上翘弯曲，已具明初风格。此标本较为独特之处在于壶流上绘有类似凤凰的颈毛数条，装如飘带、动感十足，似凤首流的演变简化。

图二四 红绿彩凤颈壶残片

凤凰是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中最为常见的题材，唐宋以来一直被广泛的应用在陶瓷器纹样上。而元代以凤首造型为蓝本的瓷器不仅成为元代器型中的一大特色且存世罕见。（图二五）约翰·卡斯韦尔在其《世界各地藏中国青花瓷》一书中曾著录过一件元青花凤首壶，整体造型如同一只展翅飞翔在云端的凤凰，构思新颖。虽然凤流部分的头眼描绘稍显粗略，但颈毛突出，且壶流的造型及弯曲程度与红绿彩标本较为相似。（图二六）浙江收藏家徐先生珍藏的元青花凤首梅瓶，其梅瓶口部所描绘的凤凰颈毛更为独特和明显，充分说明红绿彩凤颈壶残片在纹饰艺术上与元代凤首类器物的传承关系。（图二七）

图二五 首博藏元青花凤首扁壶特写

图二六 元青花凤首壶

图二七 浙江私人藏元青花凤首梅瓶

红绿彩凤颈壶器身遍饰缠枝花卉，均为高足杯与碗中常见的花卉品种，但将几种花卉集于一身的情况较为特殊。器身布满开片，由壶中部接胎处断裂，下部惜残，无法复原足部特征。不过，后朝传世品中有永乐官窑凤穿花纹竹节曲柄壶及白釉曲柄壶与此造型相仿，为复原红绿彩凤流壶提供了参考。（图二八）（图二九）

图二八 台北故宫藏永乐青花凤纹三系壶 带盖

图二九 景德镇发掘永乐白釉曲柄四系壶

根据出土发现情况，有些壶似有盖。盖体弧度较小，微微隆起，盖钮为一乳突，盖内无釉、为一凹坑，有子口，留有修胎的涂抹痕。盖面多用红绿彩绘变体莲瓣，盖带有系。（图三十）

图三十 红绿彩盖

（九）匜

造型与同时期青花匜相似，平底、弧腹、口沿涩胎无釉。外壁彩绘缠枝花卉纹饰。内部满釉，可见明显的旋坯痕迹，底心为折枝菊。（图三一）笔者还曾见友人处珍藏红绿彩匜残件，钱纹作为边饰，下绘如意头两两对称，匜底部绘制开光海水并有折枝如意一朵，整体热闹至极，无不体现华丽特色。这种几乎满彩绘的匜传世器物物未见，出土资料亦不算多。虽然还保留较多的元代制瓷工艺，但究竟此类年代归属是元还是明初，尚待细致研究。（组图三二 北京尹先生藏红绿彩匜残件）

图三一 红绿彩匜残片

组图三二 尹书立先生藏红绿彩匜残件

二．明初红绿彩瓷的价值

由于元末明初的红绿彩整器传世稀少，大多藏于海外的公私收藏机构，故而市场中可流通的真品犹罕，常见的也多为高足杯造型。

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举办的“叶义先生专场”（Dr.IP Yee）拍卖中曾出现过一件“枢府”类型的元红绿彩花卉纹墩式碗。碗口沿处以红彩饰卷草纹，内壁一周模印缠枝菊纹，碗底及外壁用红绿彩绘缠枝漩涡状桃型花，此碗系早年出土，碗底及边饰彩料褪色严重，历经几百年只存外壁纹饰还较为清晰。被香港收藏家罗桂祥先生竞得，并于94年捐赠给香港艺术馆，刊载于《出蓝宝色浮》一书中，当时由于研究尚待深入，故定名为：元代枢府窑系珐琅彩绘印花碗。（图三三）负责筹备当时整场拍品的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前任总裁Mr..Julian Thompson曾与笔者回忆并坦言，“这个时期的彩瓷存世真品为数不多，可在市场流通的相对于元代青花瓷更为少见，只是由于整器难觅导致市场认知度不高，很多收藏家都将目光集中在了元青花上，所以并不了解元代还有这么成熟的彩瓷作品。”“这只碗虽然纹饰上品相欠佳，但作为元代陶瓷的新品种而且能完整保存还是非常难得的。当时的公开数据显示，这种红绿彩碗全世界仅存三只，这只是唯一一件可参与流通的。1979年香港艺术博物馆、东方陶瓷学会联办的《东南亚与中国贸易瓷》以及84年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举办的《景德镇――元瓷的创新》均展出了这件拍品，为世界了解元代彩瓷工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陶瓷鉴定权威耿宝昌先生在其上个世纪出版的《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即引用的是此碗的黑白图版。虽然目前已知的红绿彩墩式碗数量已不止三只，但这个时期红绿彩瓷真品的稀少与珍贵程度依然不言而喻。

图三三 叶义先生旧藏及相同尺寸、纹饰的模印菊纹红绿彩墩式碗

目前，市场出现很多绘制于标准的元代“枢府”类卵白胎上的五彩器物，且花纹繁密，图案丰富，其中不乏有与元青花类似的人物题材，笔者认为应引起高度警惕。经笔者多年的研究和观察，目前诸多资料均尚未发现这个时期红绿彩瓷绘有“至正”型元青花瓷中的纹样，其绘画笔法和整体风格倒是与出口东南亚地区的小件“国产料”元青花瓷器纹饰较为近似。

三．红绿彩与沥粉五彩的区别

对于元明时期景德镇窑创烧的早期彩瓷，还有一类沥粉炝金五彩的器物，与本文中所述截然不同。

景德镇窑红绿彩，多绘于影青釉类的青白瓷胎上，釉面泛青，湖水绿的玻璃质感极强。虽有“枢府”模印类型的瓷胎，釉面也是透明釉，且有开片，而并非典型的“枢府”类白色乳浊釉。彩料浓红绿翠鲜艳而有光泽，脱彩现象多为磨损所致；而元代沥粉炝金五彩器物从目前传世实物与出土资料来看，多烧制在同时期的高档卵白釉瓷胎上，极少量为影青瓷胎。这些沥粉堆塑器物，从修胎到器形元代的特征都较之更为明显。彩料如牙膏糊状堆砌，磨砂光泽并充满气泡和沙眼，脱彩现象大多为硬性剥离，以致在胎体上留下疤痕。

笔者观察，景德镇窑红绿彩瓷的制作年代似晚于元代沥粉器物，非同时期的产物。目前有类观点，将这种沥粉风格的五彩看做是景德镇窑“五彩”瓷的鼻祖，笔者以为此论欠妥。从两者的彩料及纹饰构图进行比较，很明显沥粉五彩那种异域的装饰风格和传统的“五彩”差别较大，图案体现手法也缺乏传承关系。陶瓷属性的分门别类、开宗立派不单要看制作年代的先后，更要注重在原料与画法上的关系。毕竟，瓷器的艺术也是化学工业与美术工艺上的细微体现。（组图三四）

组图三四 上博藏卵白釉沥粉炝金五彩瓷

四．小结

景德镇窑红绿彩瓷的出现，对后世明、清彩瓷的发展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这种曾在宋、金时期流行于民间市井五彩斑斓的艺术形式很快得到官方窑业的重视和认同，并成功移植到官窑瓷器的装饰艺术中。

?随着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景德镇窑彩瓷逐渐得到更多人乃至帝王的喜爱，从而形成与青花、色釉三分天下的鼎立局面，也进一步推动、奠定了景德镇瓷器在后世的绝对垄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