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百问长沙窑》述评
自从长沙窑考古发现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出版长沙窑有关著作达40余种，但一部分属纯学术性考古挖掘报告著作，一部分是大尺寸图片展示的鉴赏类读物，最近出版的吴小平先生著的《百问长沙窑》却是一本普及性的读物，内容通俗性俱备，并且在有些方面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后来居上，见解甚新，颇具学术价值，应是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的读物。
《百问长沙窑》全书共计50余万字，上、下二册，共提出了近200个问题。主要涉及：唐代长沙窑有关的历史、地理、人文、工艺、技法、绘画、诗文、书法、釉下多彩、纹饰、生产模式、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一千多年前铜官“窑上人”的习俗与独有文化。作者并对长沙窑研究中一些难点、热点问题做了一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考证观点。该书首次以提问的形式撰写，并吸收了历年科学考古的成果，以接地气的风格进行读解和探索，力求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分析，从千年历史的信息碎片破译中，逐步还原长沙窑的历史原貌，一问、一答加一议或点评，大大加强了该书的可读性，它适应不同层次，关心、爱好中国古陶瓷和长沙窑窑火文化的读者，是一本从多角度，全面了解长沙窑的基本读物。（图一）
图一 《百问长沙窑》封面与封底
至于作者介入长沙窑窑火文化的事，应该是一种必然性的偶然。1988年正逢中国企业改革第一波，作者从长沙赶到铜官参加了湖南省陶瓷总公司总经理的岗位竞聘，从此与铜官结下了机缘。正是这个忘不了的情结，二十多年后作者卖掉了长沙城里的屋、在铜官老街买下三缝房子，正式在“窑”里安营扎寨。面临退休生活的选择，在别人养花弄草，钓鱼、太极、含饴弄孙之际，作者说“我选择了‘长沙窑’，在文化自觉的牵引下，干自己喜欢的事。再苦也不觉得累，再烦也感觉爽，因为能穿越时空去与千年前的铜官‘窑上人’握手，你会感到十分有趣而充满活力。”“我的梦不大，那就是在自家门口的长沙铜官窑玩玩泥巴，看看窑火，喝口禅茶，品味窑火”。所以作者移居铜官窑老街之后，深入陶瓷生产现场，“整日想窑事、讲窑话、做窑事、喝窑酒、品窑茶、吃窑饭、开窑会、交窑友、写窑书，凡事与窑分不开。”作者感同身受，耳濡目染，既抓住了长沙窑历史的内核，又把握了铜官窑现状的脉搏，能高屋建瓴、对症下药，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和建设性的建议。
作者十分酷爱长沙窑窑火文化，常常乐在其中而不能自拔。近年，通过与长沙窑的亲密接触，采用炼丹法提炼了千年前长沙窑的部分特色元素，拟用这些元素做引子，开发长沙窑新产品。正因为作者的初衷是想传承开发长沙窑新产品，而在传承开发之前，必须深入透彻的了解长沙窑，必须掌握其文化内涵和精髓。于是作者全力以赴，精心殚思，窑址调查，窑工采访，收集史料，结合近年长沙窑新发现、新成果，质疑析疑，不断调整写作思路。五易其稿，十多次修改，花了近三年时间倾力著成此大作。
笔者认为作者对长沙窑深刻的感悟、详尽的考证、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下面“十说”，因其归纳科学、总结合理、考证详尽、论证透彻、证据确凿、观点明晰，其结论最接近长沙窑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四大发明”说——①釉下多彩。长沙窑之前，我国陶瓷器物纹饰有点彩、条彩、斑彩、线彩，著名的“唐三彩”是‘低’温陶，为釉‘上’彩，与长沙窑釉‘下’多彩相比，在技术、工艺和烧成温度等方面都有重大区别。长沙窑将我国陶瓷的单彩审美观引向釉下涂彩到彩绘彩书到多彩，在陶瓷色彩使用、工艺创新方面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②、模印贴花。在中国古代陶瓷界，长沙窑首次采用雕塑工艺与模具相结合的方法，获得三维图像装饰效果。用模印贴花全新工艺装饰陶瓷，长沙窑为史上第一窑、首创者，可获中国古代陶瓷行业单项“冠军”。（图三）
图三 长沙窑釉下多彩器物一组
③、瓷铭诗文。铜官“窑上人”根据商品器形特点、结合市场所需，创作了许多白话诗，写在壶、罐、碗等中大型器具上。用现代人的标准衡量，大量名不见经传的民诗的书写，这些创新完全符合现代专利的创造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三性”原则，可获得国家专利授权。（图四）
图四 长沙窑模印贴花器物一组
④、绘画装饰瓷器，开创了绘画技法美化瓷器的先河。以上“四大发明”，奠定了长沙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诸多文物和遗存表明，长沙铜官一带，应是唐代的重要税点、经济区、高新技术区、中国外贸陶瓷的生产基地，是潭州（今长沙）以北重要的军事要塞和官员经常关注之地。是一座唐代的民间艺术宝库，是“南方的敦煌”，“民间的长安”。总之，长沙窑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民窑，它是一个有文化、有理念、有思想、内涵丰富的多彩窑口，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千年实物遗存，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太多的十分宝贵的人类精神财富。
<二>、“亮点”说——长沙窑历史亮点二十一之“最”。1、“以彩立窑”，釉色讲话，最先采用釉下“多”彩技术开创装饰瓷器的先河。2、“文字入画”最早将诗文用于商品瓷器装饰。3、“工艺创新”，最先采用“模印贴花”技法装饰瓷壶、瓷罐。4、“器物书法”，最早利用汉字文化元素书法装饰产品，并独创、使用“瘦金体”装饰器物。5、“以色取胜”，最先掌握“窑变”釉里红烧制技术，引领后世。（图五）6、“绘画创新”，最早采用“非具象”大写意技法绘画装饰瓷器。7、“变革兴窑”，最早采用代理制商业销售模式，大胆进行流通领域的制度创新。8、别出心裁，最先采用广告方式促销产品。9、“制度创新”，最早采用原始股份制，组织规模化生产与经营代替作坊式小生产。10、技术改造，最早采用“宽体半埋式龙窑”热工设施。11、文化输出，最早在瓷器上采用“如意云纹”装饰产品出口国外。12、历史印记，最早将“法酒”记载于瓷器上。13、在唐代窑口中最早生产“瓷祖”性文化实用具。14、反映运势，最早将绘画艺术融于瓷器作为商品装饰。15、迎合市场，最早采用瓷质仿波斯金银器型做为商品贸易。16、长沙窑与邢定、越窑是开拓唐代“海上陶瓷之路”的三驾马车，长沙窑是其中领跑者。17、市场广阔，长沙窑是唐代境内外出土和使用分布最广的窑口。18、设计创新，最早使用波斯文、域外文化美化瓷器，（图六）是史上出口产品差别设计的第一人。19、敢为人先，长沙窑是“海上丝绸之路”航距最远，产品直销波斯的内陆起点。20、“铭文价值”，瓷铭诗文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我国唐代“海上丝绸之路”，长沙窑是提供历史见证的第一窑。21、“富于独创”，长沙窑与同时代的窑口相比，是器形最多，品种最齐的古窑。
图五 长沙窑诗文器物一组
图六 长沙窑“窑变”釉里红器物一组
<三>、“拐点”说——⑴中国陶瓷产品文化性、美术性装饰发展的拐点。长沙窑之前，我国的瓷器产品，极少进行文化性、美术性装饰。同时代的南北名窑邢窑、越窑就是如此。长沙窑陶瓷产品在文化性、美术性装饰上的“四大发明”可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多个技术领域的拐点。⑵中国商品广告史上的拐点。根据已有的实物遗珍，研究表明，唐代铜官“窑上人”是中国最早使用商品广告对产品进行促销的人。⑶长沙窑发现和研究史上的“三个拐点”。A、1956年窑口发现期。B、1998～2004年长沙窑器物海外发现期。C、2011～2012年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园，扬州、安徽、长沙各工地大量长沙窑遗珍出土期。各个时期各有不同的非凡意义。作者俯瞰中国古陶瓷发展史，抓住了其转折点，并针对长沙窑遗珍器物现状，揭示了业界流行的“工地货”、“窑址货”、“出口货”三类长沙窑产品的本身内涵。
<四>“海外销售直航”说——长沙窑“海上丝绸之路”是如何建立的？波斯人是否到过长沙窑？长沙窑彩瓷器上的阿拉伯文“真主伟大”“安拉仆人”“古兰经”西域绘画风格纹饰是怎样设计和完成的？唐代长沙窑二百多年对外贸易过程中是否全部都是境外商人、商船完成？千年前铜官“窑上人”是否也有人驾船出海送货走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过西域各国？如果铜官“窑上人”驾船去过又有何证据？作者爬梳史料、搜集瓷片，对一些出土诗文进行了读解，寻找到了内证和外证，经过考证和研究认为：铜官“窑上人”利用海船，不管是租、买、借、合伙哪种形式运输自己的产品外销波斯是完全可能的。铜官“窑上人”不仅多次去过波斯诸国，而且还驾船到过“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和境外很多地区。（图七）
图七 长沙窑古波斯文器物一组
长沙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完成多国贸易和交流，应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初期）：“借船出海”间接期。第二种情况（中期）：“搭船出海”互动期。第三种情况（唐晚期）“造船出海”（或购船、租船出海）“三通期”。唐中、晚时期，随着长沙窑对外贸易量的扩大、经验的积累和人缘、市场的熟悉，铜官“窑上人”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曾多批、多人、多次驾海船，独立完成“海上丝绸之路”东亚、东南亚、西亚三条航线的航程。长沙窑产品外销运输使用的是“楼船”。2014年长沙某工地出土一件长沙窑青瓷碗残件，上有十四字铭文“酒盏石州供，花楼舡不空。载入淮南（道），（日日是醉翁。）”这是首次出土有“楼船”字眼的诗文残片，其内容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图八）它向我们透露了长沙窑当年采用什么样的运输工具，将产品外运的一个重要史实。“楼船”在我国汉代已兴起。长沙窑使用的“楼船”，是否为铜官“石州”制造，有待进一步考证。但长沙窑产品外销，使用“楼船”从事水上运输已是不争的事实。并且使用的是客货两用的“花楼船”。另外瓷器上的诗文也揭示了这一不为人知的秘密。如：“离国离家整日愁，一朝白尽少年头。为转（寻）亲故知何处，南海南边第一州。”诗中罕见地用了“离国”“离家”“南海”“第一州”等字眼，这说明铜官“窑上人”曾驾船出过海，到过很远的他国，才有“一朝白尽少年头”的切身感觉和体会。又如：“去去关山（外）远、行行胡地深、早知今日苦，多与画师金。”诗中明显地表明铜官“窑上人”去过（“行行”)西域(“胡地”)，而且路很远很远。“人归万里外，意在一杯中。只虑前途远，开帆待好风。”这首诗记载了远在万里之外，铜官“窑上人”的一种心理状态：身处异国他乡，买卖做完，等待返程季风时，几个“窑上人”相聚在红泥小火炉边喝酒，思乡之情“意在一杯中”，透露出一种担心万里返程路途的风险，和急待有返程好风的心情。以诗证史，唐代铜官“窑上人”中确有人驾船到过西亚波斯诸国，最远曾跨过赤道到达东非坦桑尼亚，全程15000公里。通过深入研究，一环扣一环的严谨考证和逻辑推理，所以作者得出的结论：1、长沙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参与者、实践者和贡献者。2、铜官石渚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航程最远的港口。3、铜官石渚是我国“海瓷路”外销瓷器从产地直运、直销的起始港口，是我国“海瓷路”在唐代唯一产地直销、直运消费国的起始地。4、铜官石渚是千年前“海上丝绸之路”对外文化交流的典范。长沙窑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实践者和受益人。5、铜官“窑上人”是掌握海上远航技术的佼佼者。从整个考证过程来看，作者论据确凿、论述明晰、论断中肯。
<五>、“软实力”说——作者认为：长沙窑的生存、发展很大程度是源于自己的“软实力”，主要表现为：1、生产方面的制度创新。2、订单式生产模式。3、异地代理销售模式。4、产品设计创新理念。5、烧成制度的建立。
图八 长沙窑反映海上丝绸之路器物一组
<六>、“科技贡献率”说——作者认为：长沙窑之所以能快速崛起，科学技术进步对其有很大的影响。1、配方与工艺上的改进创造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全新品种——“长沙彩”。2、热工设备的小窍门。3、成型设备陶车的改造。4、釉里红“窑变”烧成技术。长沙窑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贡献也是不应质疑的。
<七>、“股份制雏形”说——长沙窑以实物、劳务合作生产时中国最早的股份制雏形。在一个没有政府支持，没有金融机构的封建农耕经济社会，瓷器生产销售的一系列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如龙窑的修建，生产时一次烧成量上万件，仅凭一家人的能力，明显难以承担。有证据表明长沙窑当年采用以“窑门”入股合作的模式完成龙窑等固定资产投资，既将龙窑分解为多个“段子”，由同族同姓几个家庭分别出资出力合建。
<八>、“订单生产模式”说——唐代长沙窑生产模式：1、“一窑一品”的专业生产模式。2、订单式生产模式。3、窑门合作、生产独立、烧成合一的传统生产模式。说明长沙窑当时的产业链是相当完整的，生产组织适应市场，生产效率也是极高的，并有一整套简便、有效的信息处理、反馈系统。
<九>、长沙窑与邛崃窑的关系“非源流、非姊妹”说——对长沙窑的深入研究工作，是十分艰巨繁杂的，既需要有相应的古陶瓷知识，古代历史、地理、军事、民俗知识，又需要有谨慎、周密的科学态度和艰苦认真的工作作风。如果失之毫厘，必至差之千里。为厘清长沙窑与四川邛崃窑的关系问题，作者冒着酷暑亲自上四川成都邛崃地区，考察窑址，遍访同仁，深入当地博物馆，亲自考察，感同身受。在第108个问题《我对长沙窑与邛崃窑历史关系中的几个问题的理解》和《再议长沙窑和四川邛崃窑的关系》文中，先排列出各个方面的观点和看法，再逐一剖析，从两窑的上限时间、两窑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两窑的器物“窑变”“釉里红”、两窑产品的技术、装饰风格、器型差异、胎质区别、烧成使用的窑具、釉和釉下多彩区别、新产品开发、经营管理模式、销售策略、文化主流思想意识的区别等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从而作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论断：长沙窑与邛崃窑非源流、非姊妹关系，澄清了历史的迷雾，解决了聚讼不休的两窑关系问题。
<十>、“战争断烧”说——关于长沙窑断烧、断代问题的考证，笔者认为造成长沙窑断烧，集体失声，主要原因只有以下两种可能性：一个原因是窑区一带这一时期突发性地发生了大面积的瘟疫，造成大量“窑上人”死亡和外逃，在不可抗拒的灾难面前，“窑上人”遗弃了这一地区正在生产的龙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窑区内发生过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战争。关于窑区内发生瘟疫，造成大批人员死亡之事，历史并无任何记载。关于窑区曾作为战场，历史却有记载，这一地区（铜官）“故尉城”共发生了四次较大战争。只有战争才能使铜窑“窑上人”大量死亡，才能使正在生产的谭家坡窑突然断烧，并造成窑区近百座龙窑的集体失声。五代末期发生在铜官的多次战争（“五马争槽”指马殷五子，公元930年11月占据湖南的南楚国主马殷死后，其五子马希声、马希范、马希广、马希萼、马希崇为争王位大开杀戒而进行的战争）终结了长沙窑的生产，使其窑火彻底熄灭。这表明南楚时期，发生在铜官的多次战争、大量工匠被杀或者外逃是造成长沙窑断烧、断代的直接原因。
以上“十说”中的<五><六><七><八><九>说，是作者从中国古陶瓷经济史、中国手工艺史、中国科技史、中国文化产业史的角度对长沙窑进行的研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弥补了研究的空白，标志着长沙窑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启发了我们今后研究的方法和方向。
饶有趣味的是，对于印尼勿里洞海域“黑石号”沉船出水的3个唐青花碟，（图九）到底来自哪个窑口？从现在已知的情况还难敲锤定音。作者认为那是长沙窑用波斯苏料作为色剂开发的新产品烧成的送“样”，因“黑石号”触礁沉没，长沙窑唐青花还没来得及运到波斯市场投石问路，由于当事人驾船遇难，产品市场信息反馈终止，长沙窑烧制青花瓷的正处于唐代青花瓷的滥觞期，新色剂的尝试及试烧品随船一起沉没，成了唐青花断代之谜。当然这是一种有益的、有趣的推测，开拓了我们研究的思路。众所周知，学术问题见仁见智，在研究过程中都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即使有些看法观点趋同了，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发现，也可能会出现新的歧见，展开新的讨论，但扎根基层、普及大众的知识介绍型读物是必不可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的阐述也是不可或缺的，《百问长沙窑》显然又是一部研究长沙窑的力作。
图九“酒盏石州供，花楼船不空。载入淮南(道)， （日日是醉翁）
笔者与《百问长沙窑》作者吴小平先生认识多年，他阅历丰富、行动敏捷、思维开阔、勤奋好学、儒雅翩翩前，并在视野上有科学性和前瞻性，所以作者对长沙窑的研究，并不就事论事，拘泥于书斋中的纯学术研究，而是从政府顶层设计的角度，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高度，对长沙窑文化的复兴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如何寻找长沙窑窑火文化元素、传承长沙窑？》、《如何实现长沙窑的深度旅游？》、《长沙窑陶艺体现主要有哪些内容？》、《长沙窑七大“非遗”体验记忆？》、《长沙窑的看点与亮点？》、《长沙窑的复兴与创新？》、《走出传承长沙窑的误区？》、《传承长沙窑文化的“大我”之人？》等等，诸如此类，定会使读者受到启迪。（图十）
当然，本书并非尽善尽美，一是在体例的编排上内容不够简洁，二是在引用他人的考证资料时未能遂个亲自考证。如长沙窑碗瓷片上“南塘”铭文的解读，他人望文生义，考证为朝代名词，误读为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时建都在建康（南京）的“南唐”。其实，当时的朝代为“唐”，并不称为“南唐”，只是后来历史学家出于研究和记录的方便称呼其为“南唐”。细究“南塘”两字，应为当时地理名词。查《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魏嵩山主编），可知“南塘”释义为：①、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秦淮河南岸。东晋义熙中卢循攻建康，刘裕据守于此。②、在今江苏扬州市城郊。唐温庭筠有《经故秘书崔监扬州南塘旧居》诗。③、在今陕西长安县韦曲镇，唐杜甫诗有“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句。④、在今江西南昌市南。隋义宁初张善安败林士弘于此。根据当时长沙窑的销售路径和当时代人写当时代地名的常识，可知碗片上的铭文“南塘”应指以上四个地点之一。它不能作为朝代名词理解，更不能作为长沙窑烧制时间下限的根据。（图十一）
图十一 “黑石号”惊现唐青花碟欵长沙窑生产
但是，瑕不掩瑜，该书在长沙窑研究领域开辟了一片新天地，首开长沙窑大众普及性读物的先河，正如该书序作者、古陶瓷研究专家周世荣老先生所说，“作者敢想、敢说、敢写，善于吸取行家的研究成果，而不随波逐流，明辨是非而不固执己见，具有湖南蛮子敢为人先的勇气”。广大的普通爱好者也能凭借此书登堂入室，窥得长沙窑三昧。吴小平先生之所以能在众多研究长沙窑的高头大章中另辟蹊径，海纳百川，集目前长沙窑研究成果之大成，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撰成此大作，全凭他那热爱长沙窑历史、关注铜官窑现状的人文情怀，全凭他那广泛的知识学问和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全凭他那敢为人先，不畏困难，艰苦拼搏的工作作风。
图十二 长沙望城区铜官书堂山“彩陶源村”门楼
图十三 南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