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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好一件物品，等于还原一段历史。”他是文博圈最年轻的研究学者，与众多知名学者交好，他说：“在保护中华传统文化遗产的道路上，青年人要供需更多力量。”
清瘦的身材，穿着棉麻质地的衣服，文静的脸上带着一副圆边小眼镜，脖子上围着女士般装饰性的围巾，时尚，儒雅，谦逊。就像江南的二三十年代的文人小生。可他确实是一位西北汉子——陕西东府同州府土生土长的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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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为在修复文物
来自三秦之地、汉唐首府的陕西，家在渭北地区，距离秦始皇兵马俑不远，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意味着随处可见的文化遗址，以及盗墓猖獗的现实。孙大为耳濡目染，从小便开始收集一些小玩意儿，如铜钱、陶器、青铜镜。那时候价格也便宜，“一点点就能换回来。”甚至最让他后悔卖掉的一张画，为进士出身的邻居所赠，几乎烂成一片一片，以一千四百元的价格出售之后，他才知画中落款“苦瓜和尚”，乃为曾深深影响过“扬州八怪”的石涛。
孙大为谈起文物鉴定便神情飞扬，这些都透露出知识分子特有的儒雅和沉着。凭外表，你很难相信，80后的他刚到而立之年，便已成为文博圈最年轻的文化学者。但实际上，他自称“算是这个圈子里性格张扬的”人。从他历历数来的名字，如王立军、胡志勇、蓝天野、毛晓沪来看，他确实交际名家大腕之广泛。他的行程总是安排的满满的：经常去上海，福建走访“建窑”和武夷山武夷学院举办讲座，鉴定流失海外文物，之后到西安的工作室给友人的藏品答疑解惑、便匆匆赶往北京参加活动……
汉代陶器、贝叶经、黄杨木观音、青铜器、明清瓷器……，他从建窑采集回来的碎瓷片，亦是具有文献价值的文物。他的老家——陕西，门口拴马桩、上马石，院内更有大青石，以及从小收集的建筑门饰、缸、马槽和各式各样的石头，他设想着将家乡几座明清故居买下来，改造成私人艺术馆，展示自己的收藏和书画作品，亦设会馆便与朋友相聚。
这些年，他走遍八大窑址，去过全国大大小小博物馆，始终认为，“只有把文物鉴定、鉴赏和考古结合起来，才能对文物有系统认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这是青年学者成长最快的一条路。”不言而喻，也是他为何而立之龄，即与众多名流大家齐聚一堂的关键所在。
喜欢写写画画的他，“从小就喜欢玩，不爱学习。”念高中时，学校不远处即有一处遗址，里面有一些明清石碑，当时练习书法的他想进去拓片，工作人员不准他入内，并说只有政府派来的研究人员才能入内。他最后想办法得到了遗址拓片。那年他念高二，不满十八岁，但骨子里的不循规蹈矩的性格已经显山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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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为在鉴定文物
也就不难理解，当他来到天津念大学，第一年便开始在古玩市场“沈阳道”摆地摊，卖古玩。因为个子小，又是学生身份，不久圈内人都称他“小不点”或“学生”。从最初不知古玩真假、价位，更不知如何从细节处鉴别，到观察周边摊主和来往顾客看古玩的视角，一点一滴积累起自己对文物具体的认识。第二年，他的古玩店开张，因为暗自思忖，“我一个大学生，又是文物鉴定修复专业，摆地摊，太没出息。”然而到大四毕业，他又再度思忖，“这样下去，只是文物贩子，我要做文化学者。”这便有了到全国工商联古玩商会上班的后话。负责文物断代、命名和整理文字性资料，并有机会与全国顶级专家们朝夕相处，聆听其教诲，这更让他在专业领域练就扎实基本功。此期间，作为文物修复师，他与各大专家、学者一道，参与了由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发起的十一期古籍修复工作。
援引《收藏之声》杂志社社长白冰女士对他的评价，“怪才”。其“怪”之处，便在于不断求新求变，不循常理。当你以为他会沿着文物修复的路子走下去，他却又摇身一变，与盛世国拍董事长师艺铭一起赴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回购大量流失在海外的文物，并使得其中许多文物登上国内外知名拍卖公司拍卖榜，创造出可观的经济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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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未都合影
与王刚合影
他说：现在的文博圈是战国时期，有人为了得到政府拨款而建博物馆，有人为了名利不懂装懂，更甚至被利益驱使骗人钱财；至于他这样“练摊儿”出身，常被科班出身的视作野生军。实际上，他却很感谢这种“野战”实践，让他走了一条不寻常路，迅速成长。
他的“鉴宝科学方法”
一是痕迹学。雁过留声，风过留痕。文物身上总有传世痕迹，在文物鉴定中这叫“痕迹学”。
痕迹有许多，常用的有磨损痕迹、老化痕迹、气泡痕迹、土沁痕迹、工艺痕迹等。由于痕迹是一种客观存在，容易量化，能够与科学仪器鉴定结合。所以，尽管各种痕迹与鉴定结论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也不影响原本作为鉴定辅助手段的痕迹学鉴定，越来越成为古陶瓷鉴定的主要手段。
二是类比学。在比较中见真伪。在文物鉴定中这叫“类比学”，即把同时期、同类型的文物放在一起比较，以发现其质地、真伪、年代以及价值。
比如瓷器，其造型特征、制作工艺、烧制技术及各种器形多表现出不同时代的生活习惯、风俗及审美标准等，构成了瓷器的时代风格;其胎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瓷器，在胎釉的原料成分和烧造工艺上都有明显的不同，代表着不同时代的风格;其纹饰，由于不同时代和地区采用绘瓷原料和技术的不同所选题材与内容不同等，所绘纹饰也有明显的不同风格和特点;其款式，在不同时期样式不同，运笔特征和技法也有独特的特征。这些都是我们类比的选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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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考古学。考古发现，呈现的是文物的最原始、最真实、最准确的形态和信息。
所以，考古学对文物鉴定具有重大意义，甚至可以改变文物鉴定的固有方法。“标准型”鉴定法之所以渐被遗弃，就是考古发现，使原来我们公认的“标准”的器形，变得不标准了。
其实，无论是痕迹学、类比学还是考古学，都是文物鉴定的方法论。要付诸实践，至关重要的是，必须获取掌握各类文物大量的痕迹、特征、考古信息，只有大脑储存海量的文物信息，才能运用科学的方法，依据这些信息，辨析、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如同医生，有海量临床病例信息，才能诊治精准，手到病除，如华佗在世。
比如书画鉴定大家启功、刘九庵、张大千、徐邦达、金运昌、王立军，他们首先是书画大家，是大艺术家。他们对古代书画有着了然于心、胸有成竹的掌握，甚至是古代名人书画的作假高手。只有深入学习古人，达到与古人对悟的境界，才能鉴定古人的作品。
他是书画艺术家：书法绘画都有极深的修养，尤其对中国书画的笔墨有自己独到理解和深厚的功夫。亲见过大为的大字书法，笔有出处，墨兴风云。无论行、草，展示出来的完全是自己的风貌，是书家胸中丘壑的不羁书写，是书家情怀的訇然绽放。大有北方汉子豪放的气概与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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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作品往往是书与画的合璧，这原本是宋人为我们构筑的妙境。静，净，雅，趣。一只残荷，一段妙语;一串佛珠，几句佛经;一只孤梅，几行哲诗......画是写意的，设色淡雅;善用水，于是墨色就润。诗是行书，款款的，极有宋人的尚意与秀气;寸尺之间亦有笔墨、章法之变换与法度。笔墨精少，而留白广阔。似有八大的影子。往往给人一种恬静、干净、雅致、禅意的意境，让人倏然间远离了俗尘凡事，有身处仙境之超然。这的确是文人的情怀！是否文人画?还是见人见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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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为说：文物鉴定家，必须做一个“野生动物”，就是在野外奔跑，就是在野外求生存。
所谓野外奔跑，就是跑考古现场，跑古玩市场，跑博物馆，跑纪念馆，跑作假作坊工厂。孙大为笑言，这些年他几乎天天都在外面奔跑，全国的瓷器窑址他不但跑遍了，而且有的还跑过无数次;每次都有新发现，每次都有新收获。全国的大小古玩城、博物馆几乎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可以闭上眼睛画一张全国大小城市古玩城、博物馆旅游图。他尤其感兴趣的是那些文物造假秘密基地，有时是明访，有时是暗探。他说，现在的造价水平日益提高，有的甚至连科学仪器都难以测出。你只有明晰了造假的工艺、技术、材料，你才能知道如何辨假。
孙先生还去法国、土耳其，数次去日本，沿着马六甲海峡走遍了东南亚国家，搜寻、鉴定、购买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这不仅给自己积累了丰富而可贵的文物鉴定经验，也让许多流失海外数百年的文物回到祖国怀抱。
所谓野外求生存，就是你必须进入古玩市场买古玩，在买中研究，置身其中的研究，甚至把自己的利益置身其中的研究，在捡漏和走眼中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九九八十一难经过了，你才能大悟，才有彻悟。
孙大为笑着说，这是我们“实战帮”的成长历程和行为准则。即在实践中历练出你的火眼金睛！历练出自己在纷繁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千年文物中，拨开云雾，去伪存真，规复文物原貌的“绝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