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交易、收藏、研究的中心，总是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也遵循同样的规律。19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初，世界经济的中心在欧洲，中国古代艺术品集散重镇在英国伦敦。一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随着美国苛刻的关税法逐渐放宽，中国古代艺术品集散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美国纽约。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面向中国内地的香港逐渐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世界中心。

伴随着海外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兴起，西方收藏家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兴趣日益高涨，进而形成了以私人收藏为主导，学会、博物馆提供学术支持的模式。其突出的表现为古美术文献资料的出版与发行。即官方、私立博物馆的展品图录，研究学者的学术著作，拍卖公司、古董商的拍品图录，收藏家公开或私下出版的个人藏品图录等。这些出版物，构成了蔚为壮观的中国古代美术工艺品资料，即中国古美术资料的宝库。

第一站 英国

英国对中国陶瓷的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并广泛利用本国和海外的收藏，结合历史史料，进行的实证探讨，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学术性。虽然也存在一些认识上的不足，但有先行的开拓作用。如对中国陶瓷领域的研究，他们凭借西方学者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利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美术文献有史以来研究、发表、出版最多的一段时间。

斯蒂芬 · 布绍尔(Stephen W.Bushell）

布绍尔有两个身份：医生与中国古器物专家。他似乎更倾心后一个。在北京的古董市场，他总会用一口流利的中文与古董商们讨价还价。布绍尔很懂这些古物，不会买到劣质品，但他的选择，明显受当时欧洲风尚的影响，绝不会购买乾隆以后的东西。他花了20英镑买了件康熙五彩耕织图凤尾尊，又用12英镑购得一件明中期法华罐……此时是1882年，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

布绍尔的背景和经历让他成为最合适的“买手”。1868年，布绍尔抵达北京，成为英国驻华公使馆的医生，在北京一住就是30年。看病诊症之余潜心研究中国古物，成为中国古器物方面的专家。他对中文的掌握以及在中国陶瓷方面的专业学识，使其最先替大英博物馆馆长奥古斯塔斯·弗兰克斯(Augustus W.Franks)采购藏品，后经由弗兰克斯的推荐，南肯辛顿博物馆在1882年交给布绍尔500英镑，请他代为购买“造工优良的物品”，这500英镑在当时竟换得253件（组）器物。

1900年，布绍尔退休返回英国。1904年应英国教育部的邀请，出版了《中国美术》一书。书分上下两册，阐述了雕塑、建筑、青铜、竹木牙角雕刻、漆器、玉器、陶器、瓷器、珐琅器等12类器物，是英国学者研究中国艺术的必读经典。这本书在1907至1924年间6次重版，第一次对中国艺术品进行分类，为以后西方细分研究中国艺术划定了最早的界线。民国时期，戴岳将此书译成中文，并经蔡元培译校，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罗伯特 · 霍布森（Robert L. Hobson）

霍布森于1929年最早发现了明代以前的青花瓷器，并奠定官窑陶瓷断代史研究基础。1910年至1950年间，霍布森不仅为乔治·尤摩弗帕勒斯、玻西瓦尔?大维德、阿尔弗雷德·克拉克夫人等收藏家编写了藏品图录，更系统梳理了英国当时博物馆和收藏家所藏的中国瓷器，完成了划时代的巨著《Chinese, Japanese, Corean Porcelains》、《Chinese Portery and Porcelain》、《Art of Chinese Potter》《The wares of Ming dynasty》《The later ceramics wares of China》。

霍布森藏瓷著录一组两册

霍布森著原版初印限量精装伦敦版《中国陶瓷》一套

哈里 · 加纳爵士（Sir Harry Garner）

哈里·加纳爵士既是古陶瓷收藏家，又是研究专家，其代表作《东方的青花瓷器》，是其本人通过对欧美公私收藏的东方青花瓷实际考察，结合丰富的文献史料，系统阐释和总结了中国青花瓷器的兴衰史。不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同时还广微博引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视野广阔，是一本难得的中国陶瓷研究专著。

其他机构

英国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研究，还表现在艺术沙龙、专业机构及相应的专业刊物的出现。如1866年由艺术爱好者发起成立的伯灵顿艺术俱乐部 (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1921年由著名收藏家乔治·尤摩弗帕勒斯创立的东方陶瓷协会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等。这些机构，定期举办学术沙龙和专题展览，为收藏家、研究学者和博物馆提供了一个藏品展示、学术交流的平台。这些学术研讨会和专题展览，往往汇集了各大博物馆和著名收藏家的顶级藏品。

伯灵顿美术俱乐部出版精装《1910年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中国早期陶瓷展览图录》

1900年，英国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举办中国早期陶瓷展。这次的展览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它改变了西方人只认知中国外销瓷的局面，开启了高古陶瓷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奠定了陶瓷收藏的正统观念，加深了之后西方收藏家、学会、博物馆三者联系。

1911年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为这次展览出版了精装《1910年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中国早期陶瓷展览图录》，开本阔大，书顶刷金，书底刷金，水印纸精印。编排前文后图，解说按当时展览展柜排目，标明尺寸、年代、借展人；图版以彩图及珂罗版精印，陶瓷以年代编排，起于汉陶，至于清代早期器物，其中所选北宋钧窑撇口尊、明万历五彩盖盒、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等器物，至今仍被视为重器名品。

中国古代艺术品在欧洲，尤其是英国能产生巨大影响，古董经纪人和古董商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虽然发源于欧洲的拍卖行始终是顶级艺术品的重要交易渠道，但在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中叶这段时间里，中国古代艺术品更多是通过古董商的渠道从中国流向欧洲。古董经纪人和古董商凭借家族式经营积累下来的专业领域知识和人脉，对当时的艺术品定价有极大影响，俨然成为中国艺术品交易的主要渠道。这其中的代表有 S· Gorer & Sons, Bluett & Sons, Spinks & Sons等，甚至当时的著名收藏家，如Sir Percival David，Sir Harry Garner， Mr. Eugene Bernat， Mrs. Alfred Clarks等，也喜欢将自己的收藏委托这些古董商进行展卖。

第二站 美国

中国古代艺术品在美国的收藏与研究，一开始就与收藏家密切相关。1915年-1945年间，西方开始将中国艺术作为世界艺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艺术品进行更加深入和系统的认识。

美国实力雄厚的富豪，如J. P. 摩根（J. P. Morgan）、洛克菲勒家族（John D. Rockefeller Jr.以及John D. Rockefeller 3rd.）等，着迷于中国艺术品，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收集中国艺术品。美国政府，则通过经济手段，如关税、遗产税等来间接促进这些文化领域活动。通过捐赠，这些收藏家的收藏最终构成了美国各大博物馆馆藏的主要来源。如J. P. 摩根的收藏大部分捐献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艾佛利?布朗迪吉（Avery Brundage）藏品多捐赠于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Waner于克里夫兰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Charles Bain Hoyt和白纳德兄弟（Eugene and PaulBernat）于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等等。

当时西方的博物馆对于中国的艺术品尚未形成系统，会需要借助收藏家的藏品来厘清中国陶瓷、中国艺术的历史脉络。而博物馆又可以为收藏家们提供学术上的帮助和研究，就像霍布森与乔治·欧默福普洛斯、大维德爵士、亚历山大等收藏家的密切合作，进而又影响到教育。如大维德爵士1930年出资设立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教授”席位，建立的中国艺术大学学位课程，不仅是英国第一个中国艺术学位课程，也是英国第一个艺术史学位课程。大维德爵士同时将自己的藏品捐献给学校，让所有学习艺术的学生有实物可参阅，这也让伦敦大学的艺术专业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极高的权威性。

丰富的藏品，极大推进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如约翰·亚历山大·波普(John Alexander Pope)的元青花、青铜器研究。1926年由杜威和胡适发起成立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e in America)从60年代开始举办的一系列来自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展览，也很好地促进了美国社会对中国艺术品的认识。

约翰 · 亚历山大 · 波普(John Alexander Pope)

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馆长助理，是一位热心于中国瓷器研究的学者。1950年夏,他和妻子一起参观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前者有大约800件中国瓷器，均为伊朗阿德比尔寺的旧藏，后者则多达10000件，是土耳其奥托苏丹皇室珍藏。联系到以往对青花瓷器的研究，波普博士意识到两座博物馆中有着规模可观、可资利用的实物资料。1952年，他发表《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一组中国瓷器》；1956年又出版《阿德比尔寺所藏中国瓷器》。波普利用戴维基金会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标准器,对照土耳其和伊朗两馆藏品深入研究,把凡是与象耳瓶相类的都划为“14世纪青花瓷器”。这样就在辨认出大批14世纪青花来，后来的学者在波普研究的基础上，把这批瓷器进而定为“至正型”，作为典型的元青花。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发现，元青花的面貌逐步清晰起来，学者们对元青花的认识也逐步普遍。

约翰·亚历山大·波普《阿德比尔寺所藏中国瓷器》

1952年《十四世纪青花瓷·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博物馆藏中国01》等波普著作5本

华美协进社以往部分展览图录

中国古美术文献资料，因其具有工具性、考证性、艺术性、历史文物性，受到西方收藏家的重视。这些文献本身印量有限，数目可查，其中除自然损耗外，还有一部分收藏于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市场流通更为稀少。

回顾西方研究中国古美术的这一段历史，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收藏家不以买古董作为投资，博物馆也不以自己手里的东西而妄自尊大。两者之间应该创造出更多的交集，确立一个收藏家与博物馆、学术界之间的良性关系，进而起到普世教育的功能。对于市场本身而言，西方完整地经历过从收藏到学术再到市场的一个轮回，现在的国内艺术品市场刚刚起步，我们有必要回头看看他们走过的路，以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