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0日，伦敦苏富比一件元末明初剔红花卉纹大盘以约1400万人民币成交。这件被称为“能换一套别墅的盘子”，却因盘底针刻的“张成造”三字款，显得与众不同却又扑朔迷离。张成，元代雕漆大家，其传世作品被一致认为是雕漆中的珍品，历代皆有仿制。但时至今日，众学者仍不敢定论某件漆器为张成亲制，甚至连张氏雕漆风格，很多也不敢妄下定论。“张成造”款雕漆，俨然成为古玩界的一桩公案。

大维德爵士旧藏元末明初剔红花卉纹大盘

针刻款“张成造”

“张成”其人

翻开任何一本漆艺画册或书籍，你都会看到“张成造”的雕漆剔红栀子花盘，无论在雕漆史抑或漆艺史上，这件作品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张成出生于元代末年，成长于浙江嘉兴，此地比邻杭州，“西北之水皆汇于此”。嘉兴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地处江南，气候湿润，适合漆器生产。天时、地利、人和，致使当时的嘉兴髹漆工艺发达，名家辈出，涌现出张成、杨茂等一批髹漆能手，成为元代制漆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

嘉兴，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

元末时期，张、杨二人名噪一时，史料明高濂《燕闲清赏笺》记：“元时有张成、杨茂二家，技善一时”。曹昭《格古要论》、张应文《清秘藏》中也有对张、杨二人制漆的类似评价。张成、杨茂声名远播，甚至影响远达日本。《日本国志》云：“江户有杨成者，世以善雕漆隶于官。据称其家法，得自元之张成、杨茂。”日本把张成、杨茂的名字各取一字，组成“杨成”，并把造剔红器者称为“堆朱杨成”。堆朱杨成，沿用至今，变成一个专门的姓氏，二人影响可见一斑。不过从现存的作品看，张成要比杨茂技高一筹。

张成擅长制作剔红，也制作其它漆器品种如剔犀、剔黑、戗金银等，题材涉及山水、人物、花鸟等等，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制漆能手。

“张成造”剔红栀子花纹圆盘

圆盘底部多裂纹，常被作为张成作品的鉴定依据

由于资料的缺乏，关于张成的师承关系无从可考，但我们可以通过相关史料稍加分析。元代实行“匠户”制度。灭亡南宋以后，元政府在江南签发匠户十万九千余户，分属各匠局管理，髹漆工隶属油漆局。元代的各色匠局，名目繁多，其所生产，几乎包括了宫廷和贵族全部生活需要用品以及土木建筑、军器牌符等官府器用。官府对工匠实行严格的人身控制，世代承袭，子女男习工事，女习黻业（缝衣刺绣），婚姻皆由政府控制。加之中国古代固有“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传承方式，像张成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者，其技艺的传承就相对明确了。根据万历《嘉兴府志》载：“张德刚嘉兴西塘人，父成，善剔红器永乐中，日本琉球购得之，以献于朝，成祖闻而招之，时成已殁，德刚能继其父业。随招之进京面试称职，即授营缮所副，赐宅复其家。”显然，张成将技艺传给了他的儿子张德刚。张德刚将其父张成的风格带入明代宫廷。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推测，张成的髹漆技艺是典型的家族传承方式。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这种传延方式的脆弱性可想而知，它可能直接导致某种传统技艺的消失。

“张成造”，成功的品牌营销

明代手工业管理非常严格，在森严的等级划分中，手艺人身份卑微，作器均不得留名。传说，明末著名的琢玉巨匠陆子冈，就是因为将名字隐蔽地刻在为皇帝制作一件玉雕上而被杀。然而张成却办到了。工匠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这种做法似乎在14世纪初及之前还能见到。

现流传下来的元代雕漆器刻款的有张成、杨茂、张敏德。早在战国中期的漆器上，人们就发现一些烙印、刀刻、针刻和漆书的文字，如“成亭”“成草”“城市素”“成市”等等手工业作坊标志，“上”“包”“素”“造”等漆工艺标志。战国晚期的秦国漆器上，还出现“宦里”“路里”等作坊所在地标志，“孝”“但”“小女子怨”等工匠姓名标志，这些都是这一时期漆器制造业成熟和发达的证明。到唐代漆器铭文中出现了“赖金，上牢”“魏真上牢”等字样，“上牢”表明这件器物是上等品，非常坚固。某某人，上（得）牢（固）即是粘合得牢固的优质品，不是冒牌货。这是每家作坊在自家生产的产品上写明标记，属于产品广告宣传之意。五代时期，漆器上则直接标注了价钱，“魏真上牢，一两”“魏真上牢，并满盖，七两”。

“张敏德造”剔红赏花图圆盒

从产生的背景来分析，“张成造”款的存在有两种可能

1.作为家庭作坊的标识

元承南宋以后，在某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已经出现拥有几个甚至几十个雇佣工人的小手工作坊。前文提到他们同是匠户，经济收入却天差地别。有的是“富强之民，往往投充入匠，影占差役。”有的免征税粮，不当差徭杂役，又可按月领得口粮。有的还可以“就开铺席买卖，应役之暇，自可还家工作。”“张成造”的生产方式很可能是第三种，即家庭作坊式的小手工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开办漆器作坊，与家人或雇佣同乡从事雕漆生产。由于雕漆工艺制作复杂，费工费时，作为一家一业的手工作坊在制作过程中很可能是分工合作完成的，张成即是制作者，也是家庭作坊的负责人。作为一代名匠，在完成的器物上署名“张成造”，它标注了器物的出处与品级。

2.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作为商品流通中的一个品牌

如前文所述，嘉兴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元代又是一个多民族、开放性的朝代。元代的海运、漕运发达，商品贸易频繁。漆器除去供品以外都可以上市交易。“张成造”漆器不仅在国内流通，甚至还被贩卖到国外。参与市场流通，“张成造”很可能成为优良品牌的产品符号，产生一种品牌的效应。

层层推理，明辨善鉴“张成造”

由于漆器的特殊性，改款、作伪款的现象十分严重，历代皆有发生，且宫廷民间均有之。比如在永乐器上刻元代“张成造”款；或在元代漆器上刻宣德款，故宫藏剔红观瀑图八方盘，足内有后刻“大明宣德年制”款，足边“杨茂造”针划款依稀可辨。从上述事例不难看出，漆器的款识十分复杂，故不可简单地以现有款识来判定漆器的真伪。如何从存世的“张成造”中挑选出张成本人的作品，这也曾让故宫专家和文博大家王世襄“犯过难”。故宫博物院文博专家魏松卿于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刊发的文章中记述有相关内容：

1954年故宫博物院购得元代“张成造”人物山水剔红圆盒一件，将它和上海博物馆藏元代至正十一年墓葬出土剔红圆盒做比照，两者刀法、漆色、胎骨薄厚、形式大小，以及部分图案花纹，几乎一样。再与日本帝国工艺会编印的《支那工艺图鉴》所著录的“张成造”剔红花鸟圆盘的款识来比较，字体、刻法和款文部分也相同。因此认为购入一件应是张成的作品。

元“张成造”曳杖观瀑图剔红圆盒

剔红东篱采菊图圆盒

1952年上海青浦元代任氏墓出土

根据史料《清秘藏》记载，“元时张成杨茂二家，……用朱不厚，间多敲裂”。有专家提出异议，认为购得这件用朱很厚，敲裂纹不多，仅凭款文怕不足以断定。又有人根据《嘉兴府志》记载，认为如果有明代永乐时期，琉球人购得张成雕漆献给宫中一说，那么只有在故宫博物馆藏品找到这件“贡品”，才能辨别所购剔红圆盒的身份。1953年，故宫博物院整理出一件“杨茂造”剔红花卉渣斗，用朱不厚，布满所谓“牛毛断纹”，完全符合《清秘藏》记载，这使得“张成造”圆盒身份更加可疑。1956年，故宫博物院从南京运回的雕漆中发现一件剔红花卉圆盘，从图案风格、胎骨、漆色看，均近似明代永乐时期的作品，在阳光下发现盘底靠边处的断纹中，有针刻“张成造”三字，与所购圆盒款文相同，髹工一样，而且漆胎更厚得多。同年8月，故宫博物院又发现一件“杨茂造”剔红山水人物八方盘，漆色、胎、刀工和图案以及底部牛毛断纹，款识字形，与“杨茂造”渣斗一样，亦没有敲裂、断纹。

魏松卿认为，这一系列的发现证明所谓“用朱不厚，间多敲裂”的说法，并不能概括二人的所有作品，更不能成为断定“张成造”剔红器的标准。因此可证明购入的那件张成造剔红山水人物圆盒不是伪造。

1957年，王世襄撰文为这一观点提供补充材料：安徽省博物馆藏一件元张成造剔犀漆盒，堆漆肥厚，剔工圆润，古朴醇厚。从款识、漆质、工艺看，这是张成的作品无疑。既然他的剔犀器堆漆如此肥厚，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会相信，他制作的剔红器不会用厚漆。可见古文献中关于张成作品的定论是不可尽信的。

我国博物馆现存的“张成造”款剔红作品，最珍贵的就属北京故宫藏剔红栀子花盘，清宫旧藏。其余还有曳杖观瀑图剔红盒；浙江省博物馆藏婴戏图剔红盒，由曹其镛夫妇捐赠；上海博物馆还藏有一件元剔红双绶牡丹纹圆盘，有“张成造”款。此外，海外市场也收藏有若干件。

元代“张成造”剔红婴戏图盘

浙江省博物馆藏

元代“张成造”剔红双绶牡丹纹圆盘

上海博物馆藏

从现存的元末明初雕漆来看，还有大量没有署名但风格酷似“张成造”雕漆的作品，图案风格与雕刻刀法与“张成造”雕漆极像，所以这些雕漆被称为“张成派”。“张成造”雕漆风格所产生的最为明确与直接的影响就是其子张德刚被召入宫后，将“张成造”雕漆风格直接引入宫廷大量生产，一度成为宫廷雕漆的标准，统治永宣时代的宫廷雕漆。“张成造”雕漆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艺术审美都代表了古代雕漆样式发展的最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