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窑是中国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陶瓷遗址保存最完整的古窑址之一,为中国古陶瓷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在中国的历史上无数次的政权更替,无数次的战争中,中原汉文化受到了数次毁灭性的破坏后,很多的优秀文化都毁于一旦,这里也包括瓷器文化,以致造成了文化的断层,很多古代的烧瓷工艺没能够得到保护而丢失。著名的紫窑至今都是扑朔迷离,无法确认其真正的面容。还有争论了近半个多世纪的秘色瓷,也是在80年代陕西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后,才将这一谜底揭开。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在陶瓷文化领域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陶瓷文化是中国大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丢失是民族的不幸,发掘、古代陶瓷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今天来研究和发掘蜀窑文化其意义的重要性。蜀窑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巴蜀文化的代表之一。巴蜀文化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由于巴蜀偏禺一方,远离中原朝代更替,战火纷争的地区,原有的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同时在战争中逃离到蜀地的一些工匠、能人志士也将内地的一些传统先进工艺带到了蜀地,这样就直接影响了蜀窑文化的变化,也使蜀窑的烧造工艺在逐步的改进,并形成了多种文化元素,而且具有地域特点的蜀窑文化圈或蜀窑文化系。
第二方面,蜀窑文化的形成来源于各时期经济贸易的往来,四川盆地是长江的上游,川地富饶的物产。通过商业贸易进入内地,而这种贸易的完成是靠水路来完成的。这些贸易中的产品就包括瓷器,从远古的商周到汉唐宋元明清都是如此。这样的大量商业性贸易也就促使了文化的交流,陶瓷的烧造既是文化技术的交流又是商品贸易中的需要。由于巴蜀之地天然的陶土资源极为丰富,这样的条件也就促使了蜀窑与内地瓷窑的交流。
总的来说蜀窑各个时期烧造技术都受到了内地窑口的影响,同时蜀窑在此基础上也有一些创新和发明。
今天我们研究蜀窑首先从汉代说起。巴蜀之地虽远离中原,但文化的传递却一直都是同步的。最早的汉陶文化,蜀地汉陶是中国陶文化的最具典型的一个层面,它代表着汉代制陶工艺与美学效应的组合,最著名的汉代陶俑。我们有些朋友可能见过类似的汉代说唱俑,这件说唱俑,右手持一木棒,左手斜跨一皮囊鼓,左臂上方系一铜铃,收腹踢腿,面部表情笑容可掬,其形态逼真,可称得上巴蜀文化的典型之作。反映了蜀地文化中说、学、逗、唱的一个真实场景的再现。同时,也反映了巴蜀陶瓷工艺美学的精湛之妙。
汉代到晋是蜀窑青瓷的创烧时期,从出土的一些实物来看,这些产品具有很鲜明的时代感,但其胎土及釉又不同于同时期越系青瓷的胎釉,其制作的工艺不亚于同时期的中原青瓷水准。晋代青瓷四桥系盘口瓶(壶),釉质清新,青绿色的釉面温润柔和,做工规整,整个器物口、颈、肩、腹、足,都是较为规整,是这时代最典型的器物造型,与同时代越窑青瓷不分伯仲。
还有这件虎子,也称为夜壶,工艺精美,从造型的系、口、头部、身部、足部,都较为精美,但在虎身上加了两个桥形耳,这在越系其他窑口所未见的,这也是蜀窑文化的一个创新吧!
这件龙柄鸡首壶(凤首壶),整件造型一龙首口紧咬盘口,其龙颈突显浑然苍劲有力之气,盘口与瓶颈犹如一挺立的铸塔上托一城堡。肩部的两系双双而立,再加之一悠然的鸡首(凤首)真实一件绝美的艺术作品。
同时期的双鸡首龙柄黑釉壶,与同时代的德清窑有着同样的工艺特点,其釉色造型只优于德清而不亚于德清窑。从以上蜀窑创烧时期的青瓷来看,蜀窑的工艺在同时期的产品中其型制、釉质、釉色已经和被称为瓷祖的浙江地区越系青瓷来比较,真是无法分清彼此优劣,有的产品甚至于超过越系工艺。
蜀窑文化实际是巴蜀瓷窑文化,即四川地区瓷窑文化的统称。其代表性的瓷窑在历史上最为有名气的如:大邑窑、磁峰窑、彭州窑、邛崃窑、广元窑、西坝窑,等三十多个不同时期,不同制作工艺窑口的统称,他们综合起来代表着蜀地瓷窑文化的精髓。
著名唐代诗人杜甫在《又于韦处乞大邑白瓷碗》中写到“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诗句里所写的大邑白瓷碗是蜀窑白瓷的代表之一。其质地坚硬色白如霜雪,击其声如玉石一般,说明了蜀窑白瓷极其精致的产品。
这大邑白瓷的烧制年代与河北邢窑、定窑相处于一个时期,由杜甫诗中的描述,大邑白瓷的质量是和同时期的白瓷质量极其相当,其诗中的一个“乞”字反映了杜甫是在向好友“乞赠”之意,珍贵的程度在当时应是稀有的或稀少的。大邑窑白瓷通过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已经有新的发现,实物资料堪称相当精美,就这只碗而言,其翻卷的唇口和碗的造型,都具有唐代同时代的瓷器碗、盏的时代特性,白度也是达到同时代邢窑、定窑的水平。
与当时大邑窑相距不远的另一白瓷窑场彭州窑,即磁峰窑,烧瓷的时间要晚于大邑,由出土的实物来看,彭州窑应在五代北宋时期开始烧白瓷,烧造瓷器的窑炉为馒头窑炉,也就是北方烧瓷的窑炉结构。
彭州窑釉色乳白色、灰白色、纯白都有,乳浊失透,釉显得较为温润,胎土有黑、灰、灰白、洁白,大多数不透明。装饰的工艺有传统的刻花、印花、蓖花、剔花和划花,与定窑的装饰工艺基本一致。彭州窑有一种不同于定窑的装饰工艺,沥花工艺,也叫沥彩,沥粉工艺,其工艺的操作方式同现在的做蛋糕有些相似,这种工艺的使用是蜀地白瓷的一种创新工艺,中原白瓷是没有的。
彭州窑装饰工艺的纹饰主要有牡丹纹、缠枝莲、菊花纹、萱草纹、水草纹、鱼纹、天鹅纹等等纹样,与定窑刻印花纹饰相同。
在装烧工艺上彭州窑采用石英砂垫底叠烧,悬挂烧,芒口覆烧的几种方式,其中芒口覆烧的瓷器与定窑工艺相接近,除质量稍差外,基本相一致。但垫底叠烧与悬挂烧的瓷器与定窑产品截然不同,器身满釉,无芒口现象,这是彭州窑与定窑产品的不同之处。通过这种烧造工艺,我们可以辨别二者的不同。
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陶瓷烧造的又一创新发明——悬挂烧。这种悬挂烧工艺在中国陶瓷史堪称首创,也是发明,体现了中国古人的聪明才智。
说到蜀窑文化,就要谈一谈具有代表蜀地特色的瓷窑文化,前面的大邑、彭州,它们代表着蜀窑白瓷文化的基本特色,接下来,我们再谈谈另一具有代表性而且影响很大的邛崃窑。
邛崃窑简称邛窑,创烧于东晋,成熟于南朝至隋代,隋唐到北宋是邛窑的巅峰时期,衰落于南宋,规模很大,有三十多处窑场(口),形成了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瓷窑体系。
唐代邛窑是继长沙窑后又一个以铜元素做助溶剂的瓷器,与同时代的长沙窑同属于一种工艺系列,在施釉、制釉、用彩等工艺上如出一辙,邛窑的彩绘瓷同长沙窑一样都是在瓷器的胎体上绘画出各种各样的花卉图案。其绘画的技法较为随意,运用一笔点画的手法,使绘画的图案飘逸自然,简洁明了,属于绘画中的写意性画法,我们可通过这件贯耳瓶可以看出,这件贯耳瓶造型古朴,做工古拙,上瓶颈两只耳朵微微翘起,颈部绘一折枝花卉牡丹,下腹绘数枝绽开的牡丹花朵,绘画的枝干、花叶、花瓣都用了单笔中锋与侧锋同时运用的手法,将牡丹的枝叶花朵绘画的富有生机,这件贯耳花卉牡丹纹瓶,是邛窑的绘画艺术的代表作品。
邛窑的乳浊釉高温釉彩瓷是以铜元素作为着色元素,将釉内加入一定比例的氧化铜,形成了温润柔和绿釉彩瓷,这与同时代的长沙窑产品完全相同。二者的产品加以比较难分你我,好多藏家都无法分清,此外难以分清的还有邛窑的釉下彩绘,从绘画的表现形式到铜元素在釉下的发色,在烧造的形式上是一致的。因此,产品的表象也基本相同。再看这件执壶,从造型、釉色、挂彩、施釉,与长沙窑的产品都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与关联。唐代长沙窑与唐代邛崃窑两窑产地相距千里之遥,但二者成熟的釉下彩绘工艺、乳浊铜绿釉,是中国陶瓷釉下彩的典范,开创了陶瓷彩绘由创烧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可谓是中国陶瓷史上最具研究价值的釉下彩工艺。
说邛窑彩瓷、白瓷,这些都是蜀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再看蜀窑的琉璃釉彩釉陶器。
琉璃釉最早出现于汉代,它的最为鼎盛的时期应当是唐代。琉璃釉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氧化铅”和“氧化铜”,其中的绿色与黄色主要为“三氧化二铁”以铅为主要助溶剂,唐代之前以绿色和黄色为主要色彩,到了唐代在彩料的装饰上加入了铜元素和钴元素,加入钴元素的陶器其釉彩泛蓝色,也就是我们说的钴蓝,这种加彩色料的制品主要在河南巩义窑的三彩器产品上,其他地方少见。而作为蜀地陶瓷的邛崃窑,它烧造的产品中有两种胎体,低温胎体和高温胎体。低温胎体的釉一般易脱落,高温胎的器物由于温度高,胎釉结合较紧密,一般极少有脱落现象。
蜀窑三彩从唐代一直烧到明代,这就是我们收藏蜀窑三彩时的称谓:唐三彩、宋三彩、元三彩、明三彩。
三彩在蜀窑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跨越时间较长,产量较大,存世量也是较大的。这对于我们收藏研究都提供了很好的资源,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提升鉴别水平,做一个有知识、懂艺术、有鉴别能力的收藏家。
蜀窑产品中还有很多中原瓷窑文化元素,如宋代时期的黑釉盏中兔毫、玳瑁、钧釉瓷、白瓷黑花器、酱釉出筋罐、出筋花口瓶,这些都是受中原窑口瓷器烧造工艺的影响,而在不断吸收中原陶瓷烧造工艺的结果,对此我们应当注意,两者的实质性区别,分清蜀窑与内地窑口产品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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