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水呜咽卷走惊天大案
录副奏折藏身废纸堆中
湖南有个醴陵，醴陵有个花桥，花桥附近有个地方叫作“蜡树打金”。
这个叫作“蜡树打金”的地方，之所以有个如此稀奇古怪的名字，是因为178年前的道光年间，这里发生过一宗惊天动地大冤案的原故。
冤案先后牵连30多名无辜百姓，在官府的监禁讯问过程中，被折磨而屈死者多达27人。先后审讯此案或与之有关联的官吏，竟有三任醴陵知县、一任长沙知府、一任湖南臬司、一任湖南藩司、两任湖南巡抚、两任湖广总督，惊动了京师的都察御史、刑部尚书、九门提督领军机大臣，直至道光皇帝亲自过问。闹得个朝野上下沸沸扬扬，三湘大地哀号连天，醴陵渌水呜咽不息。
沉冤昭雪，得力于九门提督英和。道光二年（1822）十月，英和一纸奏折直陈于道光皇帝。道光皇帝甚为惊讶，御批“此案着李逢彬亲提有名人证卷宗秉公研审，按律定拟具奏”，于是真相大白，冤魂九泉含笑，贪官污吏得到应有的惩处。
令人倍感惊诧的是，这样一个七颠八倒而后否极泰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竟然极少有史料记载。我了解到这件冤案的始末，竟然得益于1997年春夏之际古玩集市上的一堆废纸。
那是一个晴明的清晨，我同万志良赶到清水塘古玩集市时，已经人潮如涌了。一名醴陵古玩商人的声音最先吸引了我们，此人40上下年岁，显然是初入道的生手，神情有些腼腆，举止有些拘谨，地摊上除了几方并不起眼的刻铜墨盒，便只有一大堆废旧书刊和纸片。听到我们的乡音，古玩商人立即神态自然了许多，他要我们看看他的刻铜墨盒。我的兴趣倒是在那迭纸片片上，一面答腔一面便去细翻。忽然，我发现其中有一份“奏折”（图一），抬头为“步军统领英和等为奏闻请旨，仰祁圣鉴”，结尾是“道光二年（1822）十月初六日奉旨批，此案着李逢彬亲提有名人证卷宗秉公研审，按律定拟具奏。原告甘启琇该部照例解往备质，钦此”。
这不是奏折吗，可遇难求的东西，今天怎么撞上了？
再仔细些从头读起，发现通篇文字为一人笔迹，道光皇帝的御批也不例外，惊讶立即又被疑惑所替代，真奏折是朱批，这奏折怎么是“黑批”？转念一想，伪造这么一份“奏折”毫无价值可言，不说近千蝇头小楷一丝不苟，需要时间和精力，就是寻觅一张百年以上的旧纸也绝不容易。要紧的是，一看便知并非真正的奏折，谁还肯掏钱买它？偷偷与万志良交换一个眼色，他却口快，大声说：“假奏折，废纸一张。”
我倒是不忍舍弃，既要伪造，又伪造出这么个天大的纰漏，总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古玩商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勉强笑一笑，用醴陵话告诉我，他是收废书旧纸一起收来的，自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你有兴趣”，他说：“就送给你去研究研究。”
我又吃了一惊，断定没有人会傻到这种地步，竟然费时费力伪造一份奏折，百里迢迢来古玩市场找陌生人送礼。想想人家是做生意，于是掏出几元钱，算是买下了。我料定这纸“奏折”，必有些值得深挖的东西，于是从它开始考证。
有关史料记载，清代雍正年间改革吏治，雍正七年设军机处，并且规定，此后凡奏陈之折，皇上御批之后发还军机处，由军机处抄录一份副本发还具奏人落实，正本存军机处。这份抄录的副本，称作录副奏折。我恍然大悟，几元钱买下的，竟是道光二年（1822）的录副奏折。难怪它的结尾是“奉旨批”，原来是十月初六日到达军机处的。那么，录副奏折本应发还“英和等人”去落实，最多也只会从北京“落实”到长沙，缘何跑到醴陵去的？我想，答案可能在录副奏折的字里行间，务须详为考确。
这一考证，竟发现英和等人的录副奏折记录的，原来是道光年间发生在小小醴陵的一桩骇人听闻的惊天大案。
腐败贪官激起民情大变
蜡树打金博得千古流芳
事情还得从漕粮说起。
秦始皇的年代，曾开辟水路将山东的粮食运往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囤积备用。以后历代，从西汉到唐，都曾将东南各省的粮食经黄河运往关中或洛阳。宋建都开封，各省征调供京师食用的粮食亦经由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四水运入。元建都北京，曾经搞了一段时间海运。明清时期，各省运往京师的粮食仍以内河水运为主。这种运输方式称为漕运，征调运往京师或其他地方的粮食则称为漕粮。
当年水路运输十分落后，东南各省水运粮食到京师，征调转运、装仓卸仓以及运输途中的不测风云，都将造成不同程度的耗损。因此，朝廷批准征收漕粮时，可以酌情征收一点附加费用。这部分附加费用，当年称为漕项。这种征收项目的增设，使得贪官污吏有机可乘。
早在嘉庆初年，农尺交纳漕粮净米一石便要受两重盘剥。一是“奇零化整”，即漕粮尾数一律补足，如应纳8斗，则要实交一石。二是无限制地提高附加费用，增加附加项目，如漕规、漕馆、漕余、漕口、水脚等，百姓不堪其苦，民怨沸腾。
嘉庆二十五年（1820），王述徽到醴陵任县令，竟又擅自决定，每交纳漕粮净米一石，要同时交纳附加费三两六钱银子。按当时的折算方法，一两银子是一千二百文左右，一石漕粮净米事实上要交附加费4400文左右，而三石谷才能碾一担米，一担谷价600文，等于本应交一担米的漕粮，实则须交纳10担谷。莫说贫苦农户承受不了，就是望门大户，也觉得不堪重负。
于是，花桥秀才肖正芳父子首先与官方发生争执，王县令以其父子“闹漕”为由，将其抓捕入狱，严刑折磨后开释，不日双双身亡。接着又有程亮向京师投状告王县令鱼肉百姓，监生匡光文同另几名地方绅士也签了名。京师将控告状批转湖南审理，但湖南巡抚竟判程亮诬告，发配他到边疆充军。于是群情激愤，几乎就要酿成大变，巡抚不得不将王述徽免职，由金德荣继任县令。
不料这个金德荣比王述徽更加凶残狡诈，他邀匡光文为征收漕粮的协办，以图借机分匡光文一勺羹，堵住他的嘴。
匡光文是花桥数一数二的富户，有监生功名，在地方上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但此人慷慨好义，素重德操，拒绝了金县令的“美意”，交纳完自己应交的那份漕粮，头也不回地走了。
匡光文没有料到，他走后，农民围住征漕官员要求减免漕项，金县令下令殴散，于是发生互斗。金县令认为主谋一定是匡光文，恰恰此时衙役捕获一个叫钟贤甫的，从他身上搜出抄录的程亮上告京师的状纸，钟贤甫在上面增加了“人证一并解京讯办”一句，拷问钟时，他竟扯到匡光文的头上。金县令如获至宝，立即呈请湖南巡抚抓捕匡光文。
道光二年（1822）正月，金县令亲率捕快赶到花桥围捕匡光文，匡光文气愤已极，指挥家丁仆役迎斗捕快，致使一名衙役被杀，匡光文越墙逃脱。金县令恼羞成怒，将匡光文的儿子匡德辉、义子匡声达、孙子匡兰陔通通拿下解往县衙。队伍走到名叫“蜡树下”的地方时，预先埋伏在这里的匡光藻、简开泰等数十人一拥而出，驱散捕快、衙役、救出德辉、声达，捉住金县令拳脚交加痛打一顿。这个“蜡树下”的地方，从此被当地百姓叫作“蜡树打金”。记得孩提时代去外婆家度暑假，舅舅领了我经过此地。他指点着不远处的一片蜡树林子告诉我，这里叫“蜡树打金”，见我半迷糊半不懂，便讲起了“蜡树打金”的故事。一晃数十年，我再一次与“蜡树打金”相逢……
湖南巡抚得悉金县令不单没有捕到人，反倒被打死一名衙役，又几乎激成大变，为免事态进一步发展，立即命令释放年幼的兰陔，同时免去金县令之职，调张孔言继任县令。此时匡光文已直奔京师告状，张县令再赴花桥捕人未果，竟然一把火烧了匡光文及邻里200来间宅居，捉拿其亲朋20余口带回县衙关押。严刑逼供，几天打死6人。匡光文蒙此大冤，到达京师后即直闯都察院呈送诉状，都察御史指示湖广总督派员会同湖南藩、臬两司调查审理，其结果可想而知，反倒以“诈传诏旨”（实为程亮所为）的罪名判匡光文秋后斩决。
九门提督告状惊动圣驾
以绞代斩 义士难免一死
匡光文的表弟甘启琇为表兄鸣不平，抱了兰陔亲赴京都刑部申诉。刑部尚书发觉断案不公，力主重审。甘启琇听说九门提督为人正直，一言九鼎，又赴九门提督英和府上投诉，这才引出九门提督代民告御状的佳话。
英和何许人？他乾隆三十六年（1771）生于北京，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先作了几年编修，而后青云直上，由户部尚书迁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嘉庆、道光年间，英和以军机大臣领九门提督（图二），倍受皇帝信任。读者诸君可还记得，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雍正得以顺利登基，仰仗的就是九门提督隆科多和大将军年羹尧。英和正是这个权重一时的九门提督。但英和为人正直，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才子，著有《思福堂诗钞》、《恩庆堂集》，琴棋书画都来得几下，素有好的官声。听了甘启琇的申诉，他拍案而起，亲自起草奏折，邀同都察御史、刑部尚书共同呈请道光皇帝“圣裁”。于是，道光皇帝批复给军机处，又于是，录副奏折落地生根……
录副奏折如何逾越千山万水而到了醴陵？依然没有答案。
再一个双休日，那位醴陵古玩商人又出现在古玩集市。毕竟多了一份乡情，这一回，我们已经谈得很是融洽。
我向他打听：“上次卖给我的那张纸，你是从什么地方收集到的？”
他漫不以心地回答：“新阳”。
而且说，他是收购那堆“旧书”，“纸”是搭给他的。我以为他的话诚实可信，回到家里便查找醴陵地图，神福港附近果然有个新阳，看样子是个镇子，新阳往西便是花桥，像是个更小些的乡镇。这就是说，录副奏折来自匡光文的老家，一定是在他的后人手里保存到今日的。于是疑团又来了，录副奏折怎么跑到匡家去的，难道是九门提督英和特别的关照？带着这个悬而未决的疑团，迎寒送暑，一晃便是700多个日日夜夜。
1999年春雨绵绵时，有一日我在古玩集市发现一本《醴陵乡土志》（图三），少小离乡，发现家乡“乡土志”，惊喜至极，立即买下。最先想到的，便是看看有没有匡光文的记载。
《醴陵乡土志》是民国十五年（1926）由醴陵名士傅熊湘编撰的中小学乡土教材，全面介绍了醴陵的地理物业、民俗风情、名人名胜以及历史沿革。其中竟然有《匡光文传》，前一部分包含有录副奏折所陈内容，除“湖广总督审办”与《醴陵乡土志》所载“诏湘抚督派员会同藩、臬两司讯拟具奏”稍有出入，其他事节，录副奏折所言则更详实一些。
《匡光文传》的后一部分叙述的是湖广总督李逢彬遵照道光皇帝的旨意重审“漕案”，改判匡光文秋后绞决。理由是，“闹漕”虽不成立，斩决实属错判，但匡光文指挥家人拒捕，致使衙役一人毙命，触犯了大清律条，保匡光文一个全尸，命还是要偿的。恰恰便是录副奏折的“且听下回分解”，合二为一，完完整整的一个历史故事。
慷慨领死 总督为之动容
号哭塞道 百姓路送冤魂
我毫不迟疑买下《醴陵乡土志》，自然是乡情使然，不料竟有《匡光文传》，不由的既惊又喜。挑灯夜读，希望能找到录副奏折出现在醴陵花桥的原因。
话还是从李逢彬重审匡光文说起吧。
待到道光皇帝御批重审“漕案”后，都察御史指示“湖广总督会同湖南藩、臬两司调查审理”，此时随同递解至武昌狱中的甘启琇已经病死狱中，且先后刑讯致死或病毙的“漕案”人犯已累达27人之多。李逢彬为慎重起见，花了三日时间反复研究案件卷宗材料，发现要救匡光文并不难，只需匡光文不承认是一个人所为即行，而后，他亲自提审匡光文。
见到匡光文时，李逢彬见他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关押多时已然步履蹒跚，因此请匡光文坐下，并且启发他不必“一人做事一人当”。
“先生揭发征漕弊端，本是为民请命。此后涉案人员多指先生为首，纵是不实，亦难辨真假。如今之计，只要先生一口咬定并非你一人所为，便可罪分多人，也便不至死罪。”李逢彬想救匡光文一命，给他出了这么个点子。
匡光文自然明白总督的好意，他微微点着头笑了笑，这才回答：“吾本意为民请命，这才触怒贪官，如今既不能免罪，又何必罪及别人？这种不仁不义之事，吾不为也。”
说完，匡光文起来，走上前去，扶起管笔，在堂录的供词上写上“天理良心”4字。然后放下笔，朝李逢彬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李逢彬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叫衙役备办了一桌上好酒菜，亲自斟酒一杯相敬。
李逢彬对贪官污吏也不手软。首先是那个金德荣，企图拉匡光文下水而未达目的，竟挟嫌报复，率营丁围捕匡光文，导致匡光文率众拒捕，实属无能之辈，光革职不足以警告后来者，请皇上批准发配新疆充军。钱臻身为藩司，专管一省人事，竟轻率判案，影响“政府”形象，应开缺交刑部重处。张孔言不明是非，烧毁民宅，拘捕过份，草菅人命，降级使用。其他审理此案不力的官员，都分别给予了处分。至于匡光藻、简开泰两人，劫持囚车触犯律法，发配新疆充军。此时匡光藻已病死狱中，充军自然是去不得了。
藩司钱臻最不服气，把自己“开缺”的气都发到匡光文身上。因此，李逢彬的判决是道光五年九月上报刑部的，待刑部批下来，执行绞决也是来年的事了。钱致觉得像匡光文这样的人，刑部极有可能会减罪（不处死）执行。为泄私愤，竟在开缺尚未离任之前，逼迫臬司提前在长沙绞死匡光文。这一年，匡光文56岁。
得到匡光文已被贪官提前执行死刑的消息，家人即赴长沙备办棺木运回醴陵安葬。
从长沙出发，沿途百姓“祭奠号哭塞道”，一百七八十里的路程，竟然走了一个月的时间。匡光文为了什么丢掉了生命，黎民百姓是最清楚不过的了。许多人继承他的遗志，要求减轻漕粮负担，咸丰年间、同治年间、光绪年间为民请命者不绝，终于达到了目的，漕项减至1700文，贪官污吏收敛了许多……
名士作传 肝胆永垂青史
失之交臂 史料一去不再
我要的答案仍然没有。
匡光文是醴陵人，醴陵县志会不会比《醴陵乡土志》记录更全？抱着这个希望，我专程回了一趟家乡，在县图书馆陈馆长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民国年间修的《醴陵县志》，从10多册线装书中又很快找到了《人物志》篇，不费什么力气便寻到了匡光文。一口气读完，与《醴陵乡土志》上记述的相关史实一综合，谜底终究揭晓了。
原来匡光文死后，醴陵县同治年间重修县志，“乃无一字及之”，但百姓不忘他为民请命“义愤激发，历艰难险阻而不易其志，临难毋苟，视死如归，何其仁何其勇也”。道光六年陈心炳任醴陵县令，他敬仰匡光文，特地呈请巡抚批准，从道光七年开始，连续三年提取漕粮“奇零尾数”折二千余两银子追抚他的家人。
百年之后，匡光文的六世孙匡弼追念先祖，花了一笔钱从晚清藩司衙门将匡光文“漕案”的全部卷宗（图四）买了回来，请醴陵反清志士、苏州《大汉报》主编傅熊湘为其作传。于是，辛亥革命后醴陵修县志，匡光文传记入选；傅熊湘编撰《醴陵乡土志》，匡光文彪柄其中。醴陵山水养育的一代英烈，得到了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匡弼买回来的“漕案全卷”，当然包括英和等人奏陈并由军机处抄录的录副奏折。不然，傅熊湘作传时怎么会将录副奏折的部分内容写进去呢？而“漕案全卷”当然是包括漕案所有办案资料的，于是我后悔不迭，那日醴陵古玩商人地摊上那些散乱的纸纸片片，说不定便是“漕案全卷”，我却失之交臂。
我能原谅我自己，因为谁也不具备这种想象力，170多年前小小醴陵的一个惊天大冤案，它的“全卷”，竟在古玩商贩地摊上零乱破旧的废纸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