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现今日本国政府文部科学省所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关于“国宝”及“重要文化财”的定义，其法令的起始可追溯至明治三十年（1897）所颁布的“古社寺保存法”，而在昭和四年（1929）新发布的“国宝保存法”中进一步完善，将指定的范围从流传于神社寺庙的宝物扩大到私家藏品。而“重要美术品” 定义为“历史上美术价值高的作品”，其认定制度始于昭和八年（1933），昭和二十五年（1950）伴随“文化财保护法”的实施而废止。

日本现今的中国陶瓷中，有八件是指定“国宝”，数十件“重要文化财”，而“重要美术品”都是1950年以前认定的，数量较多，查阅五十年代出版的河出书房版《世界陶磁全集》可知，共有 历代陶瓷180项作为“重要美术品”登录在案。其中，汉唐26件、宋瓷78件、明清76件，一组或成对的作品算作一项加以计算。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出现于艺术品市场的建窑油滴茶碗、吉州窑剪纸贴花凤纹瓶这两件宋瓷精品皆在其中，前两年回流至南京藏家处的道光慎德堂款粉彩鹦鹉纹梅瓶也是一例，热烈的市场反响令不少藏家对“重要美术品”一词深刻印象。当然，下文提到的磁州窑白地黑花梅瓶在昭和十七年（1942）已经作为“重要美术品”登录在册，当时是著名藏家长尾钦弥所创立的长尾美术馆之镇馆之宝。

为了纪念新安沉船发现四十周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今年举办了大规模的出水文物展览和国际研讨会，展览会场里，除了单独陈列的立件器物如各式花瓶、香炉等以外，数量庞大的盘碗叠落在一起，大量的各类陶瓷散置四周，呈示了当年运输装载的情形。此次大展将新安沉船的面貌如实展现在观众面前，相当震撼。学术研讨会更聚集了各国学者，大家从诸多角度探讨相关问题，可见学界对新安沉船的重视程度。

据统计，出水文物中包括万余件龙泉窑青瓷，占总体瓷器数量的一半以上，另有景德镇青白瓷五千余件，建窑、磁州窑、赣州窑、高丽青瓷、日本古濑户窑灰釉梅瓶等器物也有发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出水木简上的“至治三年”（1323）墨书，可知沉船的具体年代恰好在元代中期。另有“东福寺公用”“东福寺公物”“道阿弥”“八郎”等墨书木简，表明此船从中国港口扬帆起航后驶往日本，以京都的东福寺为首，其他众多日本商人都是所载物品的货主。经过细致的分类研究发现，船上的龙泉窑青瓷包括南宋及元代两类器物，但南宋样式的粉青釉器 - 日本所称的“砧青瓷”（KINUTA）- 数量非常稀少，不足百分之一。由此推断船上所载物品中有一定数量的古董，应该是辛苦搜罗置办而得；而大量出水的被日本称之为“天龙寺青瓷”（TENRYUJI-SEIJI）的元代龙泉窑才是真正的大宗贸易商品。

▲ 图1 南宋 砧青瓷双鱼龙耳瓶

（千利休命名）

静嘉堂文库美术馆

在日本，“砧青瓷”指高质量的南宋粉青“薄胎厚釉”青瓷，正如本文中的鱼龙耳瓶所示，色泽青绿悦目，釉光温润如玉。类似造型的双耳瓶（图1）现藏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也正是“砧青瓷”的语源来历。静嘉堂藏瓶据传为茶师千利休（1522-1591）所有，通身开片，不仅沁色严重，破损处更打上了锔钉。据江户时期的文献《槐记》记载：“利休所持砧青瓷花瓶，一面破损甚，锔钉修理之。利休爱物之士，然施锔钉非易事，修补之处遂成“景色”，因其有璺，利休谓之“砧”，盖思其声也。”上文记载了一代茶师亲手修理瓷器，并不嫌弃瑕疵，反而将修理后的痕迹当作茶器的“景色”加以欣赏的一段艺林轶事，饶有趣味。其实，传世的两件最为著名之龙泉窑双凤耳瓶各有“万声”图2及“千声”的命名，即源自江户时代后西天皇（在位1655-1663）的诗句“擣月千声又万声”，现分别收藏在日本的两家机构，一件是国宝，一件是重要文化财，广为人知。“砧”的原意即“擣练具也”，明代的《三才图会》有“砧杵”的记载并有附图（图3），其造型即瓷器中的“纸槌瓶”。著名陶瓷学者西田宏子指出，遍查“茶会记”的相关记录，大约从室町时代的永禄年间（1558-1570）开始，“砧”一词的使用频度增加，不仅形容造型，之后也逐渐用来形容其独特的粉青釉色，彰显了上流阶层对南宋龙泉青瓷的喜爱。

▲ 图2 南宋 砧青瓷双凤耳瓶“万声”

和泉市久保惣美术馆

▲ 图3 明代《三才图会》中的“砧杵”

谈到器形，中国所称的“鬲式炉”是宋元龙泉中常见之物，同样大量外销日本，称为“袴腰香炉”，尤其常见于木盒题签。究其语源，是由于形状类似于日本传统服装“袴”（HAKAMA）（图4）的样式而来，其束腰部分的确与香炉器形惟妙惟肖。

▲ 图4 南宋 砧青瓷袴腰香炉

出光美术馆

有意思的是，在茶道的传统里，著名的器物都带有流传有绪的命名，除了上文提到的“万声”及“千声”属于天皇“敕铭”以外，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棱口碗就带有“马蝗绊”（图5）的称呼，据附于作品流传下来的江户时期文人伊藤东涯（1670-1736）的《马蝗绊茶瓯记》记载，平安时代武将平重盛（1138-1179）施舍阿育王山，北宋高僧佛照禅师（1121-1203）回赠此碗，遂被视为名品。流传至室町时代八代将军足利义政（1445-1490）时，由于碗身出现大璺，遣使将其携往明国求购类品，但被告知已烧不出如此美器，故打上锔钉重新带回日本。由于修理后的状态看上去好像一只大蝗虫趴在碗上，故名“马蝗绊”。无独有偶，流传于京都鹿苑寺的青瓷斗笠碗也打了锔钉，由于多重施釉，釉色流淌浑然天成，而璺的形状加上锔钉后好似蛟龙，故名“雨龙”，不仅体现了茶人丰富的想象力，也给历次茶会主客之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谈资话题。此斗笠碗是鹿苑寺名僧凤林和尚在宽文七年（1630）所得，也是流传经历清晰可考的名碗之一。

▲ 图5 南宋 砧青瓷棱口碗 “马蝗绊”

东京国立博物馆

相对“砧青瓷”指南宋的粉青釉龙泉，新安沉船中最大宗的元代龙泉无疑属于“天龙寺青瓷”（图6）。此名称源自足利尊氏及足利直义兄弟为了营造京都天龙寺，向元国派遣商船从事贸易活动的历史背景。至正元年（1341）年始航，由博多商人至本统领，每次返航后将利益五千贯进献该寺。随天龙寺船而来的大量龙泉瓷器釉色青绿，器形硕大，胎体厚实，坚牢耐用，深受日本武士及贵族阶层的喜爱，尤其在镰仓地区的寺庙神社多有传世。其中，今小路西遗址是大规模的武士聚居生活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龙泉青瓷，包括大小各异的荷叶式盖罐（日本称“酒海壶”），贴花龙纹盘等最为典型的元代器物。值得重视的是，所谓“飞青瓷”（TOBI-SEIJI），即带有褐斑点彩的装饰手法也盛行此时，今井敦有专文论述，认为其点彩的位置布局源自人为的巧妙设计，与“天龙寺青瓷”的碧绿釉色相得益彰，颇具匠心。诚如斯言，仅有的八件指定为日本国宝的中国陶瓷中就包括“飞青瓷玉壶春瓶”，曾流传于关西富商鸿池家族，现藏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 图6 元 天龙寺青瓷螭龙纹盘

畅和草堂

明代的龙泉窑青瓷受邻国所珍赏，明早期的所谓“处州官样龙泉”时有所见，也划分在“天龙寺青瓷”之列。东京国立博物馆、根津美术馆及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等处更收藏同永乐官窑青花瓷器造型纹饰完全相同的龙泉大盘，显然源自同一“官样”。硕学长谷部乐尔在解说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品时即指出：“此类龙泉约为洪武永乐时期制品，保存状态极为良好，不少收纳于精良的桐木髹漆大盒，在日本的大名旧家流传已久”。

▲ 图7 明 七官青瓷狮子香炉

两庆书屋

宋代以来两国间日益频繁的贸易往来更促使日本订烧龙泉青瓷，兴盛于明代中晚期的“七官青瓷”（图7）（SHICHIKAN-SENJI）即是此类，至今仍大量传世，香炉皆有炉盖，如寿老骑牛、狮子瑞兽、鸳鸯水禽等等，器盖和炉身两部分开合自如，别具匠心，适于焚香使用，当为订烧的大宗作品。另有仿“砧青瓷”造型的竹节瓶、琮式瓶、凤耳花瓶、鱼耳花瓶、“各式香炉”等器物，显而易见也是针对日本市场所需而制。“七官青瓷”釉色草绿，多有开片，器形远无宋代之挺拔端正，但显得草率天成且不拘细节，别有一番味道。

时光推移，清朝灭亡后宫廷珍宝散落民间，清末民国的琉璃厂生意兴隆，山中商会买下恭王府的所有库存，中国艺术走向世界视野。此时期日本古美术商接踵而来，搜求龙泉美器，茧山松太郎因求得鬲式炉名品而将店铺字号改为“茧山龙泉堂”的故事广为人知。时至今日，在陶瓷鉴赏及研究领域，有几个国际通用的词汇其实来自日文发音，如“砧”KINUTA，“飞青瓷”TOBI-SEIJI等，各类图录中经常出现。简短的词汇蕴含了厚重的文化，皆可了解日本对龙泉青瓷的鉴赏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