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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参观日本户栗美术馆

与父亲金申在香港中文大学

当时，父亲在旁边讲两句，耳濡目染，我就这么爱上了瓷器。东京的文化氛围不错，神保町是出了名的二手书店一条街，每家铺子都各有经营的专项门类，其中，源喜堂、风月洞、悠久堂、一诚堂等都是卖艺术类书籍的。有一次，我们在百年老店一诚堂门口的廉价处理品中发现了很多苏富比拍卖图录，就把中国古董部分全都包圆了，当时我特别兴奋，再三问人家还有没有没摆出来的。我清楚地记得，这些图录里有好多本苏富比香港八十年代的那种白底子加一张彩图做封面的，包括后来进了玫茵堂的永乐青花大梅瓶的那一本。那段时间，我经常翻阅这些图录，慢慢地，感觉来了，我忽然间明白了官窑和民窑在外观上的区别就是有没有款、什么是五彩、什么是斗彩……那段时光，我像着了迷一般在美术馆及大小书店翻阅图录，在家附近的图书馆把《东洋陶瓷大观》十二巨册翻了个遍，平凡社出版的《陶磁大系》，我也像集邮一样，把中国部分的十四本花了不短的时间终于凑齐了。从此以后，熟能生巧，豁然开朗，我有了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感觉！

在日本生活了两年，我和父母回到北京，又到故宫、历博、首博、北京艺博、炎黄艺术馆等处看了不少东西，母亲还多次带我到文物专家程长新老先生家做客。记得当时从日本回京时路过香港，我们去了尖沙咀的香港艺术馆、沙田的中文大学文物馆以及位于中国银行大楼里面的徐氏艺术馆。父亲在大业书店买了很多瓷器图录，包括现在经常上拍的《天民楼藏瓷》两巨册一函，我如获至宝，当时觉得欣赏图录是人生最幸福的一件事！我想，我爱上瓷器实际是从爱上精美的瓷器图录开始的。

中考前在天津沈阳道

我自己＂发掘＂的第一件心爱之物是得自天津沈阳道古玩市场的康熙青花山水笔筒。那时候，街上铺子的大伙亲切地称我为＂小不点儿＂，我们一去就说“北京的小不点儿又来了”！街口一家店的名字现在忘了，高台阶，兄弟俩经营，经常有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明清好瓷器。中考前夕，我依然对他们给我看过的一件青花笔筒念念不忘，父亲也让我给磨动了，当时花了一万块钱买下。买到后就在沈阳道他们店门口照了一张像片，美滋滋的心情洋溢在脸上。

 康熙 青花山水桃花源记笔筒

父亲金申虽然是研究佛教艺术的专家，但我家是回族，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和民族情感。小时候祖父金崇恩就带着我去清真寺，大殿空旷安静，寺内石榴垂地，古柏参天，那种悠扬肃穆给了我特别的归属感。记得我当时已经会看些瓷器了，东四清真寺的会客室里摆着一块瓷插屏，上面有阿拉伯文，寺内阿訇告诉我写的是＂清真言＂——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从青花发色上看是典型的明代中期平等青的特征，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到日本留学以后，我发现海内外的各大博物馆有相当数量的此类正德官窑。众所周知，官窑瓷器不是用来外销的，它反映的是当时的宫廷文化，而官窑瓷器上出现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装饰仅见明代正德一朝，其它时代也有相关作品，但或用于外销伊斯兰世界，或针对国内穆斯林需求，用途截然不同。从日本回国后，我也尽力购藏此类带有伊斯兰元素的瓷器，我想，自己作为回族，有责任传承并弘扬民族文化。随着收藏数量的增加，我写了一篇论文专论此类正德官窑，得到香港中文大学林业强教授的首肯，收录于收藏家钟棋伟先生的藏品图录《机暇明道——怀海堂藏明代中晚期官窑瓷器》，还做了相关讲演，得到了学界的关注。这次展览也陈列了一些相关作品，我称之为＂釉彩清真＂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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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场纪知老师、西田宏子老师

在日本留学的八年特别难忘！研究生阶段考入名校庆应大学美学美术史学专业，根津美术馆的西田宏子副馆长每周来校教授陶瓷史，成为我的授业恩师之一。她视野开阔，著作等身，不仅对日本陶瓷有研究，年轻时还曾前往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研修并出版了游学笔记。宋元以来的贸易陶瓷更是西田老师所擅长的领域，受她的影响，我关注到明末清初外销日本的景德镇瓷器中有一类称为＂祥瑞＂，因带有＂五良大甫吴祥瑞造＂的款识而得名。由于所有作品都流传在日本，大家对其年代、产地等众说纷纭，我觉得更应该把它们放在十七世纪陶瓷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就把这类瓷器作为研究课题写出了硕士论文。在日本学习期间，除了认真观摩了根津美术馆的中国陶瓷藏品之外，还在出光美术馆得到弓场纪知和金泽阳两位良师的提携，＂熟览＂（日文称仔细观赏）了包括多件成化官窑的馆藏名品。经弓场老师推荐，还作为翻译参加了以学界泰斗长谷部乐尔为团长的广东古窑访问团，一周下来，大家到南方各地探访古窑，参观馆藏，有说有笑，收获良多。

竹内顺一老师

另外，在日本陶瓷的学习方面，竹内顺一教授的授课使我受益匪浅，他早年任职五岛美术馆，精研茶陶历史，对江户时期的陶艺家尾形乾山也颇有研究。这段在东京艺术大学的蹭课经历使我如沐春风，有一次和老师相约吃饭，看了日程，正好赶上七夕佳节，他就又往后推了几天，幽默地说那天不吉利，好像今后每年只有一次见面的机会。令我难忘的还有明史专家佐久间重男，他的学生饭田敦子召集大家一起研读《江西省大志·陶书》，号称＂陶书会＂，每周在老先生家里举办一次，当时参加的还有中国史学家宇都木章教授等人。每次，饭田女史用日语读完一段原文后加以解说，随后大家发言讨论。就是通过此书，我了解到嘉靖万历时期有那么丰富多彩的官样纹饰，＂官搭民烧＂其实极大地促进了景德镇民窑的蓬勃发展。留学期间，我参加了研究陶瓷的学术组织“东洋陶磁学会”，正好赶上台湾大学谢明良教授来做关于故宫旧藏伊万里瓷器的讲演，旁征博引，深入浅出。通过他的一系列论文，我认识到了陶瓷史研究应具备的广阔视野。

青花梅花纹罐

正是日本的留学经历，让我关注到外销日本的景德镇瓷器。其实，近世以来，除了明末清初是日本订烧瓷器的高峰以外，江户中晚期的文化、文政年间（相当于嘉庆、道光前后）是另一个日中陶瓷贸易的黄金时期。有一次，在大阪出光美术馆拜访了弓场纪知馆长后，顺道去市内的老松町古董街淘宝，在老店“古憩”，我问店家有没有中国东西，他说橱窗里就摆着一件，这才注意到的确有一件青花梅花纹罐，一株老梅遒劲有力，画面的余白处还有题诗及“道光癸未”（道光三年，1823）的纪年。

这段话太重要了，直接告诉你这是日本陶匠来中国做的胎，中国画师画的画，在景德镇烧好后又运回日本的东西。这是名副其实的日中合作！不仅如此，落款旁边还戳有“日本文政年，无夜庵制”的印章，把道光三年订烧此器的“无夜庵”和盘托出，信息极为丰富。我买到这件作品后更加关注日本订烧的中国瓷器。其实，古往今来，“古染付”、“祥瑞”、“南京赤绘”、“新渡”等等这些订烧瓷器如实地反映了两国的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时间也跨越了明清两朝，意义深远。 2013年，京都国立博物馆筹备举办清朝陶瓷的特展，我把自己收藏的一系列日本订烧的清代瓷器拿给负责该展的尾野善裕工艺室长看，他甚为惊讶，收下了十余件参展并用了“乐陶陶”的堂名号作为藏家信息印进了图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