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春作江水清，紫玉箫如雏凤鸣。

漏声不闻看灺烛，侠气未减欺飞觥。

单车万里信有数，二年三过宁忘情。

钗头玉茗妙天下，琼花一树真虚名。

酒酣忽作檀公策，间道绝出东关城。

清歌未断去已远，回首楼堞空峥嵘。

貂裘狐帽醉走马，陌上应有行人惊。

径投野寺睡正美，鱼鼓忽报江天明。

        ——《眉州郡燕大醉中间道驰出城宿石佛院》陆游

新石器时代后期，在中原地区居住着许多不同血缘关系的父系氏族部落。这就是历史文献中常说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期，五帝是当时氏族部落的酋长成部落联盟长。各部落联盟彼此之间经历了大约4000年之久的兼并和战争。 长期残酷的征战，彼此间相互同化，最终形成后来的汉民族。直至舜禅让干禹，继之“禹传启，家天下”，终于到启时建立了夏玉朝。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标志着中华大地上的古老人类终于跨进了文明的门槛。夏朝（约公元前2146年-前1675年），始于夏禹，终于桀，共17帝。夏时，开始出现私有制，氏族社会的禅让制度走到了尽头，被世袭制取代。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化到奴隶制社会。

夏的先民居于伊洛平原及汾河下游，据说它是由十多个氏族联合发展起来的。近几十年，考古工作者在今山西南部汾水下游和河南的伊洛平原发现了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登封告成镇的王城岗遗址等。夏朝时，手工业快速发展，金属的冶炼铸造已成规模，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爵、戈、刀、锥等，胎质很薄，铸造也比较粗糙，有简单的花纹，但是没有铭文，明显带有一定的原始性。二里头遗址中还发现了铜渣，坩埚以及陶范的残片，说明当时已有了冶炼铸造青铜的专门作坊。夏代的制陶业在古文献中很少记载，我们所能依据的材料只有从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出土物。从这些出土物看，夏代陶器是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同时还有少量的夹砂红陶、泥质白陶和印纹硬陶。陶器纹饰以绳纹最多，篮纹次之，并有方格纹、弦纹、附加堆纹等。治玉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在二里头遗址中曾出现有玉制的戈、钺、圭、璋、琮和抦形器等。这些器物的造型和纹饰设计合理美观，雕琢的线条清晰流畅。

由于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不仅明确进入了早期青铜文明，而且其碳十四测年、分布的地理位置都与文献记载中夏的时空特征吻合，因此便成为了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而二里头遗址也被视为夏王朝的都城所在。

二里头文化玉器上承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制作与使用高峰期的余脉，下启青铜时代商周玉文化的序幕，不仅汇集糅合了众多史前文化玉器的因素，吸纳融汇了不同的制玉传统，而且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

事实上，自此以后直至春秋早期，中原地区一直在中华玉文化风格趋同化浪潮中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

?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波澜壮阔的深刻变革，逐渐由原先满天星斗、力量大致均衡的多个区域文化集团，走向中原文化独领风骚的时代。作为这一时期最活跃的文化因子之一，玉器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社会变革、走进新时代的晴雨表。无论器型发展中“万邦玉帛”式的多元汇聚，戈、刀、钺、牙璋等片状玉礼化兵器的成熟规整，还是玉舌铜铃、嵌绿松石铜牌饰等青铜与玉两种“战略”资源的自觉结合，二里头文化玉器都牢牢把握着新时代的脉搏。

夏代玉戚

玉戚形制似钺，长方或近似圆形。两侧各琢出扉牙装饰。这种具有齿狀扉棱的装饰手法，一直影响到商代玉器。

夏代玉圭

二里头出土的玉圭与龙山文化玉圭的形制相似，呈长条形，上端多平首，底端有一个或者两个孔，圭面或光素，或者有数道凸弦纹，个别精细者在弦纹间还夹饰着有几何形装饰纹。其形体不大，一般长20厘米左右。

夏代玉柄形饰与锥形饰

柄形器因其扁平如器物之柄，故名。多出土于二里头文化中，一般造型呈扁平长条形，也有呈方柱形。器面或光素，或饰有简单的弦纹。

夏代牙璋

牙璋器体较长，首端呈叉状形凹弧刀，两端斜出自然而不对称，柄部常琢饰出对称的扉棱。较之龙山文化时期，造型更加规整，琢磨也更加精细，扉棱的装饰也更加复杂繁华。夏代之后，这种自龙山文化出现的大型牙璋，在中原地区逐渐消失，不再使用。

夏代玉器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那些诸如大型玉戈、柄形器、多孔玉刀、玉钺等史前文化中未曾见到的，极富仪仗性、象征性玉器的出土，表明了夏文华正在走向古代国家的形势。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刀、玉戈、牙璋，有的长达60厘米左右，大多扁薄修长。夏代玉器一般光素器较多，精细者则琢有规范而有规律的图纹。

具有明确地点和年代的夏代玉器，出土数量不大，特别是有些遗址和墓葬与中原龙山文化的年代比较接近。因此，对夏代玉器乃至夏文华的研究，还有待今后考古资料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