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陶瓷的种类丰富多样，由于朝代更迭并未完全影响陶瓷工艺的传承与借鉴，所以明初的绝大部分器物还沿袭了元代的制作技法，因为有较多雷同之处，从而造成了这一阶段器物年代判定上的困难。

而明初景德镇彩瓷方面的资料更是相当匮乏，导致年代判定上的困难。这不仅在于文献记载中的缺失，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实物资料稀少。探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两点较为重要的因素，影响了南方彩瓷业的发展。

其一，众所周知，元末明初整体社会风尚对于彩瓷重视程度较低。由于元代是“国俗尚白”，所以白瓷文化一直占据着陶瓷的主流市场，更多的高质量宫廷用瓷也多是以白瓷为主。另一方面，社会对于彩瓷的需求量也较少，彩瓷在宋金以来一直是北方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装饰，而南方则一直沉浸在葱翠般青绿与“饶玉”般青白的视觉享受中，所以导致晚到洪武二十一年（1389年），时人曹昭依然对于“五色花”的彩瓷认为是“甚俗”的表现，可见曹昭对于看到的彩瓷评价之低，已经显露出不屑一顾的摒弃态度。同时也似乎说明了当时彩瓷的烧造质量确实不高，这点从目前的出土标本以及传世资料也已经得到了印证。（图一）总而言之，南方以及日后以景德镇为主导陶瓷产业对于元末明初彩瓷的使用、以及接受程度在当时的社会还是有较大局限性的。

 （图一 明初民窑彩瓷）

与民窑“粗俗”所截然不同，明初官窑彩瓷却是另一番风貌。从已经能够确认属于洪武官窑的彩瓷来看，似乎宫廷对于这种源自北方花花绿绿的艺术形式格外重视，并将其运用到官窑瓷器上。（图二 明初官窑鱼藻盘标本）以往凡是涉及明初官窑彩瓷的实物资料，都会提及南京明故宫曾发现的一件洪武红彩龙纹盘残片。这件标本非常稀少，一直都是南京博物院瓷器陈列中的珍品，其发现于1964年春天，出土于南京明故宫遗址内宫靠西侧的玉带河淤泥中。（图三 南京明故宫玉带河明初段原貌）

 （图二 明初官窑鱼藻盘标本）

 （图三 明故宫玉带河明初段原貌）

这件标本是一件撇口盘，圆唇口，砂底，呈朱砂般火石红色，复原后口径15.6公分、足径9.3公分、高3.5公分。胎体较薄，在盘壁内外均用铁红彩料绘有五爪云龙纹；盘心流云纹三朵，呈“品”字形排列。（图四 南博藏红彩龙纹盘）关于这件标本发现的过程笔者不再多费笔墨，值得深入探究的是，这件标本的发现虽然为我们打开了早期官窑彩瓷无实物可考的大门，但也使得对于洪武彩瓷的研究陷入了僵局。

 （图四 南博藏红彩龙纹盘）

虽然距发现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可一直未见再有类似资料发现，从而使得这件红彩残片成为洪武官窑遗留的一例孤品。而此标本存在着诸多与同时期器物的不同之处，也为陶瓷学者进一步研究带来了新的迷惑。

一、“云脚”走向的差异

残盘原应有三朵云纹，如今只残留两朵，云头形似如意，云脚皆朝右飘荡，呈现逆时针走向。汉代董仲舒《雨雹对》中提出：“云则五色而为庆，三色而成矞”；《魏都赋》中也有“矞云翔龙”的描述。刘新园先师也曾经提出，这种三朵云的纹饰应称之为“矞云”。笔者根据文献，在《紫禁城》中《洪武印划云龙纹中的祭祀元素》一文中也对“庆云”、“矞云”又做了更为细致的考证，从而进一步印证了云纹在洪武器物中出现的实际意义以及作用。（图五 庆云和矞云） 

（图五 素胎的庆云和白釉矞云）

可以说，三朵云的“矞云”纹饰在洪武朝的瓷器中应用最为广泛，大多装饰在盘心。笔者专注洪武瓷近二十年的经历中，所见的公开资料及标本，同时期的青花、釉里红、红釉、黄釉、白釉、蓝釉以及景德镇发现的此类素胎半成品等，盘心都是用青花描绘或浅刻“矞云”三朵（组图六 洪武各类三朵云盘），但均为云脚朝左飘荡，呈顺时针走向，唯独此红彩盘 “逆向矞云”。

 （青花矞云）

（红釉矞云）

 （黄釉矞云）

（外黄里白釉矞云）

 （蓝釉矞云）

（外酱里蓝釉矞云）

众所周知，官样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和遵循特定的礼法，尤其是以云纹、龙纹组成的明初官窑，皆是宫廷重要祭祀中使用的“神物”，是精心设计过的“瓷祭器”。与“礼、乐”的重要级别等同，这些看似形制普通的瓷盘、瓷碗都是“祭礼”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看似细小的差别，都可能蕴藏着“祭礼”中鲜为人知的“玄机”，更有可能是当时“圣意”的直接体现。而南博藏的红彩龙纹盘这一违背常理的绘画现象可谓是洪武孤品中的孤例，也导致了这件标本的出现对于明初彩瓷无法后续求证的又一干扰。

二、图案里外合一

熟知这块标本的学者都清楚，这件残盘与其他同类纹样的品种相比，更明显的差异就是图案的里外合一。透光看去，盘内外的红彩龙纹不仅布局高度一致，就连龙头、肘毛及五爪所在的位置都能较精准的重合在一起。这也导致了该盘残损后，遗留和缺失的画面位置都相同，得不到缺失纹饰上有利的互补，造成遗憾。（组图七 龙头缺失位置特写）

 （组图七 里外纹饰高度合一）

关于南博龙盘“里外合一”的这一彩画特点，笔者曾就教于故宫、南京以及景德镇多位古陶瓷学者，确实属于洪武这类制品中较为少见的现象。由于洪武时期的瓷胎多用景德镇本地的麻仓土，胎土颗粒粗、瓷化程度较低，所以洪武瓷普遍透光度都差。可想而知，当时的画匠不仅要依据官样要进行彩绘，还要想方设法将里外纹饰达到重叠，如此巧妙的布局，不仅是对画工的彩绘熟练程度要求甚高，如何解决纹饰对应也提出了新的制作难题。难道仅仅是利用日光透影完成的彩绘？还是另有诀窍？总之，古人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聪明。当这件一气呵成的作品呈现给世人的那一刻，无不感叹其制作精良、技巧高超。而同时期，虽然也有青花和模印共用一器里外装饰的器物，但这种有意追求图案合一的现象却极少到。

透过流畅刚劲的彩绘龙纹以及瓷盘爽利的修胎技法，学术界普遍认同这件红彩龙盘已经是洪武时期较为成熟的官窑制品。而洪武一朝长达三十一年，其制瓷风格肯定有所变化。

据史料记载，至正十一年（1351年）江南地区暴发了红巾军农民起义，而朱元璋早已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就实际控制景德镇了，直至1368年在南京称帝，朱元璋已经经营景德镇十余年。而洪武朝1398年之后的四年，又逢“靖难之变”，历史被篡改，根据目前陶瓷学界公认没有建文瓷的观点，也将1402年以前算作洪武官窑瓷的制作期。如此算来，朱元璋烧制官窑瓷器的时间可能将近五十年之长。所以针对南京出现的这件红彩龙纹标本，目前学术还是仅停留在将其泛泛的划归洪武朝所作，确实有失准确和深入。但冒然的将其断定早晚，又缺乏同类的比较和参考依据。可以说，这件标本的出现为研究明初彩瓷虽然提供了有力物证，但其自身一系列的特殊性，也导致了彩瓷研究长期以来处于举足不前的状态。

2006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笔者终于见到一片与南博相同的白地红彩龙纹残片标本，惊喜万分。但是该藏家处事低调，此前从未与人透露藏有此物。后也是获知笔者对洪武瓷器研究痴迷，机缘巧合才将照片示我，一睹为快。虽然笔者再三请求，终未能有幸上手实物。但与藏家约定，有生之年如肯割爱，或成人之美或赐图若干，用以学术研究。时间一晃就是七年，尘埃终于落定。在我年年“催“问下，终于见到了实物，并被允许进行了拍照。

该残片呈三角形，仅残存一龙爪及云纹局部。由于残损的位置刚好是明初盘类特征“月亮底”的位置，所以既保留了外壁的部分图案，也残存了一段底足，实属万幸。通过比对，二者都是用铁红彩着色，彩绘在白度较高的瓷盘上。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件标本与南博残盘纹饰几近相同，盘子里外壁也是红彩云龙纹，盘心绘“矞云”。 通过进一步与南博红彩龙纹比对，可知残存的龙爪应该是龙纹的第三足，龙腿收紧，五爪分开，肘毛飘逸。红彩浓艳，且笔触连贯、顿挫有力。（图八 与南博龙纹腿部对比）虽然纹饰一致，但新发现的红彩龙纹更显粗犷，龙爪蹬踏更为凶悍。盘底利坯璇纹明显，粘砂比南博所藏为甚。底足的火石红也更为红艳，近足墙处有一深“V”型凹槽，这点也是洪武时期盘类特有的利坯刀痕。（图九 盘底图片）从修胎技法与彩绘综合判断，这件标本制作年代应早于南京所藏的红彩龙盘。

?

 （图八 与南博龙纹腿部对比）

 （图九 盘底图片）

与大多数洪武“矞云盘”一样，这件新发现的红彩盘云脚依然是向左，呈顺时针走向。虽然底部的云纹走向不同，但二者里外壁所绘的红彩云龙纹都刻意的追求重合。同样，这也导致了这件标本仅存的纹饰里外相同。

通过这次难得的比对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无论云纹如何变化，这类稀少的红彩云龙纹盘对于纹饰的“合璧”是有特殊要求的。根据笔者多年来对于洪武祭礼的分析认为，这种存世稀少的釉上红彩龙纹器皿应该是迎合某种特定的祭祀需要，有意精心制作的特殊“祭器”，其祭祀等级和所承担的“神祗”功能要比其他同纹饰的颜色釉“祭器”更为重要，肩负的使命也更为独特。根据《明史》中对于祭器使用方法的记载“……祭毕，贮藏于库，仍用石主埋坛中”可以依稀知晓，在洪武朝重要的祭祀仪式后，这些高档次的祭礼器都要存库妥善保存，留以下次继续使用。故而，相对于其他的陶瓷品种，洪武这类云龙纹饰的祭祀瓷当年烧造就非常有限，而今更是连残片都难以见到，完整器物更是凤毛麟角。据专业学者统计，这类以云龙纹装饰的“庆云”、“矞云”盘碗器物，全世界仅约40余件，相比汝窑的珍罕程度，更加为甚。

而这件红彩龙纹标本的发现，不仅让孤独了半个多世纪的南博龙盘找到了可以参考对比的“兄弟”，也为本来稀缺的明初官窑彩瓷又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