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如何买官卖官
始作俑者为秦始皇封建王朝买官卖官的积弊， 认真的一作追查，根子竟然是在秦始皇帝赢政那里。
秦始皇规定，凡向朝廷交纳相当数量粮食者，朝廷便奖授相应官职，这是公元前218年由始皇帝首开的先河。
汉文帝时来了个楚材晋用，学着秦始皇的作法，诏令“务农贵粟”，而且，凡交纳粮食多的罪犯皆可减免刑罚，平民百姓交纳粮食多的则授以相应官职。
秦汉的这种政策性买卖官职，目的在于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延续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福王朱由菘在南京成立小朝廷苟延残喘，为筹措钱粮反清，竟明码标价卖官鬻爵，规定“廪生纳银三百两、增生纳银六百两、附生纳银七百两、拔贡一千两······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明码标价。乃至于“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清吏司官员）贱如狗”，秦汉时行之有效的农业政策，蜕变而成公开的权钱交易，官职成为东西，任由买来卖去。
清中期以后，捐纳更是泛滥成灾，郎中以下京官、道台以下外任官都可买卖，乃至于捐班出身者如过江之鲫。
诚可扼腕一叹的是，历史上捐纳文书类实物，侥幸流传至今的却极为稀少。笔者自1994年10月在广州购得一件清代纸质文献之后，寻寻覓觅数十年，收集到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5个相连王朝的一批卖官鬻爵的捐纳文献，其中还有及其罕见的2或5件一套的完整件3套，他们从捐纳名义、议定价格、交授程序等方面立体地、真实的再现了清代捐纳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卖官鬻爵的腐朽本质。
道光年间，英国18世纪以来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猛增，仅道光十八年（1838）即达40000余箱，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危机。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财政拮据更是有增无减，于是在加重百姓赋税的同时，捐纳成为政府敛财的重要途径之一。
道光三十年（1850）由户部颁发的一件《户部执照》（图一），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少数年代久远的捐纳文献之一。文字内容是“户部为遵旨详悉妥议具奏事，据俊秀高博学呈称系顺天（今北京）府大兴县人，叁拾柒岁，身中面瓜微须，捐银捌拾两，准予从九品职衔，所捐银两于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八日付库照收”。
所谓俊秀，指才智出众者或秀才。只用“详悉妥议具奏事”7个字，便将卖官鬻爵的名义和目的，轻轻一笔掩饰过去，言词闪烁，讳莫如深。
卖官筹钱镇压太平天国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革命风起云涌，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积极筹措湘军出省作战的军饷，曾专为请旨，领得空白《户部执照》4000件，其中捐虚衔执照、捐监生执照各半，派专人在湖南、江西、四川等省劝捐。
咸丰十年（1860）岁末，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部在紧邻贵州的广西、湖南边远地区攻城略地，贵州有张秀眉领导的大规模苗民起义、刘仪顺为首的号军起义为之策应。云南则有李永和昭通府起义，威胁四川。惶恐不安的云贵总督苦于朝廷拨饷入不敷出，又奏请“援案（照已行之法）开捐济饷”。
图二 史德林《副实收》
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由“总督云贵二省军务兼理粮饷张”颁发给山西绛州河津县俊秀史德林《副实收》一件（图二），文字内容比道光年《户部执照》复杂多了。说是“云南办理军务援照贵州成案，银米并收，每京石米壹石合例价银二两二钱。以钱上兑者，以制钱壹仟陆佰文作银壹两，所捐职官职衔悉遵筹饷例及现行常例减成核算。由俊秀史德林遵例报捐从九品衔，例定银八十两，递减三成，合银五十七两六钱，以一六合钱九十三串，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兑讫。先行发给实收，以杜假冒，统由俟部照到日再行换给缴销”。
所谓“减成核算”一说，道光年《户部执照》尚不见有，反映出卖官鬻爵已呈泛滥之势，业已失去吸引力，朝廷不得不降价，即“递减三成”出卖官职，以增加捐纳的诱惑力，有利筹措军饷。
卖官筹钱镇压少数民族起义
同治四年（1865）太平天国国都天京（今南京）被湘军攻陷，清军于同治七年（1868）起开始大规模镇压云贵少数民族起义。由于云贵毗邻湖南、湖北，曾国藩奏准分别组建湖南、湖北“援黔报捐总局”，为进入云贵的清军筹措军饷。
图三 黄振崇 《监照》
同治八年（1869）正月由国子监颁发给湖南岳州俊秀黄振崇的《监照》（图三），正中折叠骑缝印处有毛笔所书“援黔五千贰佰叁拾号”字样，表明为湖南“援黔报捐总局”经办。文字内容主要是“御史何其仁奏请将部监空名印照颁发各省厅州县收捐，并酌减银数一折，本部遵议颁发部照、监照数目，并将监银一百零八两之数每名减银二十两，止交银八十八两。该捐生一面交银，立即将部照并监照各一张填名给领，准其一体乡试并报捐官职”。至于开捐的目的，则仅以“户部为筹饷事”一言以蔽之。
同时明确了一项新的规定，即“同治五年（1866）四月二十日奏请无论大捐常捐，亦无论何项捐输，悉按正项银每百两随收部饭银一两五钱，每贡监一名交部照费银三钱，国子监照费银每张一钱五分，仍照旧单办理”。
这段话的言下之意是，在当年交通、通讯落后的情况下，办事胥史不堪其烦，不支出旅差费（部饭银）、工本费（部照费和监照费）已经不好办事了。
而“援黔五千贰佰叁拾号”既表明短短三年仅仅监生便买卖了如此之数，也表明镇压云贵少数名族起义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
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由户部颁发给江西义宁州（今修水）俊秀缪庆祯的《户部执照》（图四）是“援黔”之外为“筹饷事”劝捐监生的文书，折中骑缝印处书“江西放字壹万陆仟叁佰贰拾叁号”，可见当年捐纳者数目之巨。
这件执照引人注意的是除钤盖“江西义宁承宣布政使司之印”和“江西义宁州知州之印”之外，还有两方红色戵记，一为“义宁州捐输分局核收部饭银和照费银”，一为“遵照陕甘奏定搭收章程折收，合减兑交六拾五两”。
《户部执照》上所说“为筹饷事”，应是针对剿灭河南、山东等省太平军残部而言。
赈济灾荒筹集款项
光绪年间是大清帝国的强弩之末，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之后，清廷被迫开办军事工业，着手训练新军，军费开支巨大。与此同时，哥老会、白莲教等会党纷纷起事，边陲地区少数名族起义则“春风吹又生”，为镇压这些反清势力而筹措军饷，明知大开文武捐纳之门乃饮鸠止渴之举，却别无他途。
图五 李荣藻《户部执照》
图六 李荣藻《监照》
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户部颁发给山东沾化县俊秀李荣藻的《户部执照》（图五）和《监照》（图六）一套，文字内容仅为“户部为遵旨事，据山东帐捐局册报，俊秀李荣藻山东沾化县人······捐银三拾二两四钱，请捐监生一名，报捐银两于光绪 年 月 日收讫，相应换给执照以杜假冒”、“国子监为请旨给发监照事。李荣藻在山东沾化捐输，准作监生”等，言辞闪烁之程度与道光年《户部执照》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开捐的理由太多，倒不如哪一条都不说。
《监照》，即当年等同于今日大学学生证的国子监证书，国子监可以花钱进去，“大学生”才学如何，可想而知。
买官卖官的手续行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夏秋，湖南省12州县遭遇数十年未遇之大旱，次年春夏之交，洞庭湖又水患为害，导致各州县相继发生饥荒，湖南之力无法救助。早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巡抚吴大澂即奏请在省内省外“劝捐振济”，山西绛州（今新绛县）稷山县俊秀王玉春认捐从九品衔。
王玉春的捐纳文书共五件。
图七 王玉春《印收》
《印收》（图七）为州县一级木刻填空的凭证式文书，这件《印收》由稷山县正堂签发，文字内容为“奉两湖账捐局宪事，例准照报捐花翎蓝翎，并准收捐贡监以及封典、虚衔，均按常例减成，照章随填给《印收》，以便倒换实收随册送部核准颁发执照。今据捐生王玉春报捐九品职衔，遵照筹饷事例及现行常例，按照二成捐输折收实银数目。捐实银二十四两，核数相符”等。钤盖的是“稷山县印”，表明捐纳竟然深入到了山西腹地，由各县衙代为收捐。
图八 王玉春《正实收》
《印收》颁发后，稷山县于光绪二十三年五月造册并携款递送湖南赈捐布政使司，由该司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填发《正实收》（图八）并《省发》捷报递送山西。由山西布政使司统一各县报捐名册递送户部，户部于光绪二十四年（本）月填发《京报》捷报递返山西绛州，绛州即于同年填发《州报》递回稷山县。
图九 《省发》、《京报》、《州报》
《省发》、《京报》、《州报》（图九），同时也是当年报喜捷报之一种，载明“捐授从九品登仕郎”。登仕郎是一种有职而无固定职事的散官，也即候补填缺人员，州、省、京各级，皆可在需要的时候破格派用。
王玉春后人保存下来的5件套捐纳文书，是目前所知民间收藏最完整的清代个人捐纳文献（仅缺执照）之一，对于研究捐纳的手续程序和文书格式，是十分宝贵的第一手实物史料。
买官卖官家喻户晓
光绪二十七年（1901），也就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第二年正月，钦差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便向朝廷奏请济账灾民，说是“顺直（北京、河北）独受兵灾，孑遗实难存活，拟照晋（山西）捐案开办实官（有实际职务之官）账捐，敕部先给空白执照，以期集事而拯民生”，正月二十一日，便经“朱批”允准照办。这一年的九月七日《辛丑条约》敲定，其中规定仅赔偿外国的海关银便达到四亿五千万两，要求39年还清。
国库枯竭，民不聊生，捐纳成为清廷唯一可以祭起的“法宝”，大批赶印的《户部执照》竟“填用已罄，续请尚未递到”。印刷忙不过来，于是《正实收》几乎都代替了《户部执照》。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这批《正实收》仍在使用，在光绪二十年旁加盖红色戵记“宣统”以示区别。
图十 黄树红《正实收》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由顺直善后账捐总局颁发给湖南岳州（今岳阳）平江县黄树红的《正实收》一纸（图十），蓝色木刻印刷，记载黄树红“报捐正九品衔，按四成缴实银三十二两，除夤册咨部，并俟照到 ，查传该生赍投请换”，钤盖“直隶承宣布政使司之印”，编直字第8007号。
图十一 黄树红《移交》
时隔十数年，湖南筹赈总局将黄树红捐纳的正九品实官一纸《移交》（图十一）递送到平江县。也就是说，黄树红的“工作”调动到平江县了。《移交》说“黄树红遵例报捐正九品，并捐封典封父振聪、母尚氏一纸。捐生银数业经本局如数核收。除将履历随册咨送筹账捐输总局夤案请奖外，查该捐生籍隶贵治，相应备文移知。为此合移贵县，请烦查照饬承注册，望切施行”，钤盖的是“承办湖北援黔报捐总局关防”。意思是，用善后账捐总局“以拯民生”名义收到黄树红的32两银子，竟被交给援黔报捐总局用来支援云贵地区镇压少数民族的清军，可见，“已拯民生”乃欺人之谈。
图十二 封典
《移文》上提到的封典，是指黄树红捐纳正九品实官之外，另行为其父母花钱买来与自己职衔相当的“荣誉称号”。按照清代封典制度，一品官员曾祖父母以上都有封典，叫作诰封，因而又称诰命。二、三品官员诰封其祖父以下，四、五品官员仅可诰封其父母妻室，不包括祖父母（图十二）。六、七品官员则仅可授予其父母妻室封典，但不再诰封，称作敕封，仍以朝廷的名义颁授。八、九品官员没有资格享受封典，但只要肯花钱，仍然可以买到，王玉春的《移文》上即有“并捐封典”等语。
图中《京发》封典捷报为吏部所发，由于岁月的摧残，已从中段破损，缺失“（喻）封XXX祖父（庆瑗）祖母（方氏）”8字，拼补以后仍不失为罕见之物。
这14件清代捐纳文献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从道光年开始，卖官鬻爵的价格标准一再下调，道光年捐从九品虚衔80两，咸丰年只需57两，光绪年仅仅24两，到宣统元年，捐纳正九品实官并封典也只需银32两，降价幅度何其大也！
监生（相当今日大学生）有免于府试而直接以秀才资历参加乡试，或直接报捐七品以上职官的特权，买卖缴费标准稍高。但同治八年（1869）正月已从108两降至88两，同年十二月下调至65两，光绪二十三年为32两。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咄咄怪事，我收藏的光绪八年（1882）三月初九日的《申报》，提到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夸口，说“我子不通（文墨）可清通人以代枪（古人称代人应试者为枪手）······拼出若干金，为我子买一秀才，买一举人，至买一进士亦何难”，为人父母者，竟不以用钱为儿子买前途为耻，反以教子无方为荣。昨天还在斗鸡场上吆三喝四的街头“混混”，只要肯出银子，摇身一变便可成为秀才、监生、举人乃至朝廷命官。晚明覆灭前“都尉满街走，职方贱如狗”的局面再现，买官卖官如同买卖罗卜白菜，这样的政权，岂有不垮台之理？
图十三 地亚士洋行账房
于是又出现了这样的怪事，我收藏的光绪八年三月初九《申报》刊出一则广告，说是“兹有友人前经捐纳，例银万余两在部，现拟办理移奖，如有愿办理虚衔、封典者，请致敝处面议代办，其例银折算较闽省茶捐可以稍减。其照隨办隨到，此白，地亚士洋行账房”（图十三）。毫无疑问，这是捐纳贩子刊登的倒买倒卖“捐纳”的广告。卖官鬻爵的掮客应运而生，读书人看重的功名与官职成为了一种商品。所谓之移奖，当然就是指交易了。
一个国家从上而下都将“官”和“功名”看作是买来卖去的“东西”，这样的政权，岂有不垮台之理？
大清帝国覆灭已经100多年了，读一读这些带着历史印记的捐纳文献，尤其觉得《资治通鉴》说的“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这句话，是再至理名言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