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公告:
| 注册 服务热线:400-608-1178

【收藏与文化】清朝如何买官卖官

作者/来源:廖文伟发表日期:2019-04-251332
 清朝如何买官卖官

始作俑者为秦始皇封建王朝买官卖官的积弊, 认真的一作追查,根子竟然是在秦始皇帝赢政那里。
秦始皇规定,凡向朝廷交纳相当数量粮食者,朝廷便奖授相应官职,这是公元前218年由始皇帝首开的先河。
汉文帝时来了个楚材晋用,学着秦始皇的作法,诏令“务农贵粟”,而且,凡交纳粮食多的罪犯皆可减免刑罚,平民百姓交纳粮食多的则授以相应官职。
秦汉的这种政策性买卖官职,目的在于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延续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福王朱由菘在南京成立小朝廷苟延残喘,为筹措钱粮反清,竟明码标价卖官鬻爵,规定“廪生纳银三百两、增生纳银六百两、附生纳银七百两、拔贡一千两······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明码标价。乃至于“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清吏司官员)贱如狗”,秦汉时行之有效的农业政策,蜕变而成公开的权钱交易,官职成为东西,任由买来卖去。
清中期以后,捐纳更是泛滥成灾,郎中以下京官、道台以下外任官都可买卖,乃至于捐班出身者如过江之鲫。
诚可扼腕一叹的是,历史上捐纳文书类实物,侥幸流传至今的却极为稀少。笔者自1994年10月在广州购得一件清代纸质文献之后,寻寻覓觅数十年,收集到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5个相连王朝的一批卖官鬻爵的捐纳文献,其中还有及其罕见的2或5件一套的完整件3套,他们从捐纳名义、议定价格、交授程序等方面立体地、真实的再现了清代捐纳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卖官鬻爵的腐朽本质。

出卖官职筹钱赔款

道光年间,英国18世纪以来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猛增,仅道光十八年(1838)即达40000余箱,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危机。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财政拮据更是有增无减,于是在加重百姓赋税的同时,捐纳成为政府敛财的重要途径之一。
图一 高博学《户部执照》

道光三十年(1850)由户部颁发的一件《户部执照》(图一),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少数年代久远的捐纳文献之一。文字内容是“户部为遵旨详悉妥议具奏事,据俊秀高博学呈称系顺天(今北京)府大兴县人,叁拾柒岁,身中面瓜微须,捐银捌拾两,准予从九品职衔,所捐银两于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八日付库照收”。

所谓俊秀,指才智出众者或秀才。只用“详悉妥议具奏事”7个字,便将卖官鬻爵的名义和目的,轻轻一笔掩饰过去,言词闪烁,讳莫如深。

卖官筹钱镇压太平天国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革命风起云涌,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积极筹措湘军出省作战的军饷,曾专为请旨,领得空白《户部执照》4000件,其中捐虚衔执照、捐监生执照各半,派专人在湖南、江西、四川等省劝捐。
咸丰十年(1860)岁末,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部在紧邻贵州的广西、湖南边远地区攻城略地,贵州有张秀眉领导的大规模苗民起义、刘仪顺为首的号军起义为之策应。云南则有李永和昭通府起义,威胁四川。惶恐不安的云贵总督苦于朝廷拨饷入不敷出,又奏请“援案(照已行之法)开捐济饷”。
图二 史德林《副实收》

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由“总督云贵二省军务兼理粮饷张”颁发给山西绛州河津县俊秀史德林《副实收》一件(图二),文字内容比道光年《户部执照》复杂多了。说是“云南办理军务援照贵州成案,银米并收,每京石米壹石合例价银二两二钱。以钱上兑者,以制钱壹仟陆佰文作银壹两,所捐职官职衔悉遵筹饷例及现行常例减成核算。由俊秀史德林遵例报捐从九品衔,例定银八十两,递减三成,合银五十七两六钱,以一六合钱九十三串,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兑讫。先行发给实收,以杜假冒,统由俟部照到日再行换给缴销”。

所谓“减成核算”一说,道光年《户部执照》尚不见有,反映出卖官鬻爵已呈泛滥之势,业已失去吸引力,朝廷不得不降价,即“递减三成”出卖官职,以增加捐纳的诱惑力,有利筹措军饷。

卖官筹钱镇压少数民族起义

同治四年(1865)太平天国国都天京(今南京)被湘军攻陷,清军于同治七年(1868)起开始大规模镇压云贵少数民族起义。由于云贵毗邻湖南、湖北,曾国藩奏准分别组建湖南、湖北“援黔报捐总局”,为进入云贵的清军筹措军饷。
图三 黄振崇 《监照》

同治八年(1869)正月由国子监颁发给湖南岳州俊秀黄振崇的《监照》(图三),正中折叠骑缝印处有毛笔所书“援黔五千贰佰叁拾号”字样,表明为湖南“援黔报捐总局”经办。文字内容主要是“御史何其仁奏请将部监空名印照颁发各省厅州县收捐,并酌减银数一折,本部遵议颁发部照、监照数目,并将监银一百零八两之数每名减银二十两,止交银八十八两。该捐生一面交银,立即将部照并监照各一张填名给领,准其一体乡试并报捐官职”。至于开捐的目的,则仅以“户部为筹饷事”一言以蔽之。
同时明确了一项新的规定,即“同治五年(1866)四月二十日奏请无论大捐常捐,亦无论何项捐输,悉按正项银每百两随收部饭银一两五钱,每贡监一名交部照费银三钱,国子监照费银每张一钱五分,仍照旧单办理”。
这段话的言下之意是,在当年交通、通讯落后的情况下,办事胥史不堪其烦,不支出旅差费(部饭银)、工本费(部照费和监照费)已经不好办事了。
图四 缪庆祯《户部执照》

而“援黔五千贰佰叁拾号”既表明短短三年仅仅监生便买卖了如此之数,也表明镇压云贵少数名族起义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
 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由户部颁发给江西义宁州(今修水)俊秀缪庆祯的《户部执照》(图四)是“援黔”之外为“筹饷事”劝捐监生的文书,折中骑缝印处书“江西放字壹万陆仟叁佰贰拾叁号”,可见当年捐纳者数目之巨。
这件执照引人注意的是除钤盖“江西义宁承宣布政使司之印”和“江西义宁州知州之印”之外,还有两方红色戵记,一为“义宁州捐输分局核收部饭银和照费银”,一为“遵照陕甘奏定搭收章程折收,合减兑交六拾五两”。
《户部执照》上所说“为筹饷事”,应是针对剿灭河南、山东等省太平军残部而言。

赈济灾荒筹集款项

光绪年间是大清帝国的强弩之末,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之后,清廷被迫开办军事工业,着手训练新军,军费开支巨大。与此同时,哥老会、白莲教等会党纷纷起事,边陲地区少数名族起义则“春风吹又生”,为镇压这些反清势力而筹措军饷,明知大开文武捐纳之门乃饮鸠止渴之举,却别无他途。
图五 李荣藻《户部执照》

图六 李荣藻《监照》

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户部颁发给山东沾化县俊秀李荣藻的《户部执照》(图五)和《监照》(图六)一套,文字内容仅为“户部为遵旨事,据山东帐捐局册报,俊秀李荣藻山东沾化县人······捐银三拾二两四钱,请捐监生一名,报捐银两于光绪    年  月  日收讫,相应换给执照以杜假冒”、“国子监为请旨给发监照事。李荣藻在山东沾化捐输,准作监生”等,言辞闪烁之程度与道光年《户部执照》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开捐的理由太多,倒不如哪一条都不说。
《监照》,即当年等同于今日大学学生证的国子监证书,国子监可以花钱进去,“大学生”才学如何,可想而知。

买官卖官的手续行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夏秋,湖南省12州县遭遇数十年未遇之大旱,次年春夏之交,洞庭湖又水患为害,导致各州县相继发生饥荒,湖南之力无法救助。早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巡抚吴大澂即奏请在省内省外“劝捐振济”,山西绛州(今新绛县)稷山县俊秀王玉春认捐从九品衔。
王玉春的捐纳文书共五件。
图七 王玉春《印收》

《印收》(图七)为州县一级木刻填空的凭证式文书,这件《印收》由稷山县正堂签发,文字内容为“奉两湖账捐局宪事,例准照报捐花翎蓝翎,并准收捐贡监以及封典、虚衔,均按常例减成,照章随填给《印收》,以便倒换实收随册送部核准颁发执照。今据捐生王玉春报捐九品职衔,遵照筹饷事例及现行常例,按照二成捐输折收实银数目。捐实银二十四两,核数相符”等。钤盖的是“稷山县印”,表明捐纳竟然深入到了山西腹地,由各县衙代为收捐。
图八 王玉春《正实收》

《印收》颁发后,稷山县于光绪二十三年五月造册并携款递送湖南赈捐布政使司,由该司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填发《正实收》(图八)并《省发》捷报递送山西。由山西布政使司统一各县报捐名册递送户部,户部于光绪二十四年(本)月填发《京报》捷报递返山西绛州,绛州即于同年填发《州报》递回稷山县。
图九 《省发》、《京报》、《州报》

《省发》、《京报》、《州报》(图九),同时也是当年报喜捷报之一种,载明“捐授从九品登仕郎”。登仕郎是一种有职而无固定职事的散官,也即候补填缺人员,州、省、京各级,皆可在需要的时候破格派用。
王玉春后人保存下来的5件套捐纳文书,是目前所知民间收藏最完整的清代个人捐纳文献(仅缺执照)之一,对于研究捐纳的手续程序和文书格式,是十分宝贵的第一手实物史料。

买官卖官家喻户晓

光绪二十七年(1901),也就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第二年正月,钦差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便向朝廷奏请济账灾民,说是“顺直(北京、河北)独受兵灾,孑遗实难存活,拟照晋(山西)捐案开办实官(有实际职务之官)账捐,敕部先给空白执照,以期集事而拯民生”,正月二十一日,便经“朱批”允准照办。这一年的九月七日《辛丑条约》敲定,其中规定仅赔偿外国的海关银便达到四亿五千万两,要求39年还清。
国库枯竭,民不聊生,捐纳成为清廷唯一可以祭起的“法宝”,大批赶印的《户部执照》竟“填用已罄,续请尚未递到”。印刷忙不过来,于是《正实收》几乎都代替了《户部执照》。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这批《正实收》仍在使用,在光绪二十年旁加盖红色戵记“宣统”以示区别。

买卖官职如何交接

图十 黄树红《正实收》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由顺直善后账捐总局颁发给湖南岳州(今岳阳)平江县黄树红的《正实收》一纸(图十),蓝色木刻印刷,记载黄树红“报捐正九品衔,按四成缴实银三十二两,除夤册咨部,并俟照到 ,查传该生赍投请换”,钤盖“直隶承宣布政使司之印”,编直字第8007号。
图十一 黄树红《移交》

时隔十数年,湖南筹赈总局将黄树红捐纳的正九品实官一纸《移交》(图十一)递送到平江县。也就是说,黄树红的“工作”调动到平江县了。《移交》说“黄树红遵例报捐正九品,并捐封典封父振聪、母尚氏一纸。捐生银数业经本局如数核收。除将履历随册咨送筹账捐输总局夤案请奖外,查该捐生籍隶贵治,相应备文移知。为此合移贵县,请烦查照饬承注册,望切施行”,钤盖的是“承办湖北援黔报捐总局关防”。意思是,用善后账捐总局“以拯民生”名义收到黄树红的32两银子,竟被交给援黔报捐总局用来支援云贵地区镇压少数民族的清军,可见,“已拯民生”乃欺人之谈。
图十二 封典

《移文》上提到的封典,是指黄树红捐纳正九品实官之外,另行为其父母花钱买来与自己职衔相当的“荣誉称号”。按照清代封典制度,一品官员曾祖父母以上都有封典,叫作诰封,因而又称诰命。二、三品官员诰封其祖父以下,四、五品官员仅可诰封其父母妻室,不包括祖父母(图十二)。六、七品官员则仅可授予其父母妻室封典,但不再诰封,称作敕封,仍以朝廷的名义颁授。八、九品官员没有资格享受封典,但只要肯花钱,仍然可以买到,王玉春的《移文》上即有“并捐封典”等语。
图中《京发》封典捷报为吏部所发,由于岁月的摧残,已从中段破损,缺失“(喻)封XXX祖父(庆瑗)祖母(方氏)”8字,拼补以后仍不失为罕见之物。

功名空职价格一路下滑

这14件清代捐纳文献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从道光年开始,卖官鬻爵的价格标准一再下调,道光年捐从九品虚衔80两,咸丰年只需57两,光绪年仅仅24两,到宣统元年,捐纳正九品实官并封典也只需银32两,降价幅度何其大也!
监生(相当今日大学生)有免于府试而直接以秀才资历参加乡试,或直接报捐七品以上职官的特权,买卖缴费标准稍高。但同治八年(1869)正月已从108两降至88两,同年十二月下调至65两,光绪二十三年为32两。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咄咄怪事,我收藏的光绪八年(1882)三月初九日的《申报》,提到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夸口,说“我子不通(文墨)可清通人以代枪(古人称代人应试者为枪手)······拼出若干金,为我子买一秀才,买一举人,至买一进士亦何难”,为人父母者,竟不以用钱为儿子买前途为耻,反以教子无方为荣。昨天还在斗鸡场上吆三喝四的街头“混混”,只要肯出银子,摇身一变便可成为秀才、监生、举人乃至朝廷命官。晚明覆灭前“都尉满街走,职方贱如狗”的局面再现,买官卖官如同买卖罗卜白菜,这样的政权,岂有不垮台之理?
图十三 地亚士洋行账房

于是又出现了这样的怪事,我收藏的光绪八年三月初九《申报》刊出一则广告,说是“兹有友人前经捐纳,例银万余两在部,现拟办理移奖,如有愿办理虚衔、封典者,请致敝处面议代办,其例银折算较闽省茶捐可以稍减。其照隨办隨到,此白,地亚士洋行账房”(图十三)。毫无疑问,这是捐纳贩子刊登的倒买倒卖“捐纳”的广告。卖官鬻爵的掮客应运而生,读书人看重的功名与官职成为了一种商品。所谓之移奖,当然就是指交易了。
一个国家从上而下都将“官”和“功名”看作是买来卖去的“东西”,这样的政权,岂有不垮台之理?
大清帝国覆灭已经100多年了,读一读这些带着历史印记的捐纳文献,尤其觉得《资治通鉴》说的“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这句话,是再至理名言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