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代宫廷画家钱维城的《四序同春图》卷

夏衎

在照像机还没有出现的时代，对花卉之美的表述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骚客文人以其创作灵感启诱而成就辞赋。再者就是中国历代画家通过生花的妙笔状其敷荣揫敛一抒胸臆。

经过唐代边鸾、薛稷、刁光胤等画家不断的努力，至两宋花岛画种已经独立成科，及有清一代，千余年来名家辈出。其中宫廷画家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清代乾隆年间的钱维城就是其中卓有成就的画家之一。

钱维城，生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卒于乾隆三十七年（17 7 2年）。名辛来，字宗盘，一字幼安，号幼庵、茶山，晚号稼轩，江苏武进人。乾隆十年（1 7 4 5年）状元，后任刑部侍郎，入值南房，随侍乾隆皇帝并被倚重。书画各成名家。书法苏轼，画初从祖母陈书学画折枝花果。还学山水，经董邦达指授，遂成名手。以词臣身份充内廷供奉，为画院领袖。曾随侍乾隆皇帝去避暑山庄木兰秋狩，乾隆皇帝用虎枪殪虎，敕命钱维城绘画刻石纪录此事。去世后的谥号曰：“文敏”，还著有《茶山集》。《清史稿》305卷为他纪传。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下简称《续编》)、《钦定石渠宝笈三编》(下简称《三编》)统计，仅在《续编》一书中，即收录有钱维城书画作品121件，其中绘画95件，书法26件；而《三编》之中共收录有钱氏书画作品87件，其中绘画70件，书法17件；两书累计收入钱氏书画作品208件，绘画藏品则高达165件，足见乾隆皇帝对他画作喜爱的程度。《四序同春图》卷（以下称“四”卷）即为其花卉题材之代表作。“四”卷，设色纸本，高41. 6厘米，画心长636. 63厘米。是清宫乾隆一朝标准官式作法装裱，卷首题笺为浅绛纸，馆阁工楷题写《钱维城四序同春图》。包首为莲纹、龙纹、凤纹相间，六方与四方相结合连续图案，是宋代供奉内廷的官样纹草绿色织锦。丝绦是清宫造办处于江宁织造统一编制，玉别为和阗青料琢以蟠螭纹，由内务府玉器作统一琢磨。画芯最前端饰用清宫定制月白官绫，贉纸前后及画芯与贉纸间的隔水用米黄官绫装池。上下以染成米黄色薄宣纸撞边，使画芯与裱边薄厚合适，卷起后不会中空。卷杆两端以红色薄琉璃贴饰。

所谓“四序”即指四季、四时。作者用精致的笔法按春、夏、秋、冬的时序，选择出4 8种时令花卉，进行创作。当画幅徐徐展开令观者步入了葩华秀茂姹紫嫣红的百花园中。虽然画面中群芳争艳，但是雅怡的敷色使画卷的沉静与清新似一缕幽香淡淡地拂面而来。

画面的构图创意精心，作者把4 8种花卉大略分成了1 6组。画古人欣赏书画手卷的习惯，取势启右而回盼迂左。所以自卷右侧起首为一树报春的白梅冠领群芳。梅树枝条施以淡赭，其上白花数点，深红色的萼片，鹅黄色的花蕊，起笔之处便先声夺人。写梅花的枝条用撞水之法，先以鲍蘸色墨浑合的湿笔写出枝干，再以稍稍干燥无色之笔将干中水分“吃”掉，这样梅的枝干的颜色就两侧浓于中间，丰富了枝条的表现力。此法与日本绘画的撞水之法相类似，实际上撞水法并非由日本所传。花蕊的突起的点粉法，也是钱氏花卉点法的长用之法。先用较浓的藤黄、蛤粉相调合，再用长叶筋笔的颖部蘸上少许黠笃，侍其干后，中心凹下，花蕊格外生动。其后面的碧桃、紫藤、蔷薇等都用过此法。娇黄色的蔷薇，花头略微低垂，春风吹过，柔轫细嫩的枝条被沉重的花头墜弯。次为绣球，花头由许许多多白色的小花攒聚而成，虽系白色，但是锦簇花团。蛤粉染画，凸凹有致，色彩晕染丰富，处线描摹精确。牡丹被誉为众花之王，画面中白色和淡粉色的牡丹争相怒放。于牡丹枝叶的后面是一株紫红芍药，虽名贵不及牡丹，却极其娇艳可人。画到此处，眼前美景已是春深时节，待看到不远处深红色的萱草正摇曳着的花茎，不觉初夏渐至。白色的百合与似火的榴花，娇小的石竹交相映衬，画面得以相互衬托。山丹花的热烈，花头低垂，与下方的金银花呼应。丛间洁白的茉莉、橘黄色的凌霄和团圈相簇的紫薇…紧随其后。此时画境，渐感夏尽秋来，景物更迭。一株迎风绽放的秋海棠，正伸展着枝叶，柔嫩的花朵白中透粉。在它一侧的蜀葵，已经随着秋风的到来而倾倒了花茎。其后分布着万寿菊、草茉莉、金桂、秋菊、瓜叶菊、木芙蓉。再后，月季与剑兰相伴显出别样的韵致。剑兰，因其开放在金秋，一枝多花，故而又称“秋蕙”。此花之后便入冬季，山茶、水仙、蜡梅等一展芳姿。画面以高大的芭蕉为全篇的结束。蕉叶用深沉的绿色层层罩染，靠近蕉叶的边缘处略略枯黄。在树的四周用极淡的墨色稍加渲染，使墨色和边缘的留白，不经意间营造出了“疑是经冬雪未消”的艺术效果。画末署款“四序同春图，臣钱维城恭画”。后钤印两方，分别是：“臣钱维城”白文方印，“染翰”朱文方印。

综观全画，作者是采用折枝花卉构图与没骨画法创作。由于作者胸藏锦绣，心与古会，又有独到。所以在要表现众多四时的品类花卉，采用传统折枝表现构图方法构图。4 8种花卉按时令顺序排列，花本体量不失比例且疏密得当，经营有秩。无论是绽开的花朵、含苞的花蕾；宽大的叶子、细小的萼片；还是粗壮的老干、纤弱的新枝；聚散穿插，正侧翻转，都能顾盼生姿，各尽仪态。摇曳的花姿，画中如有微风吹过，满纸生香，让人领略到大自然的繁华与生机。《四序同春图》卷充分体现出手卷艺术的审美方式，有别其他绘画艺术审美，强调散点透视规则，形成独特的审美体系。中国绘画中的折枝画法，摆脱了客观世界的时间、空间的限制。将生发于不同季节的花卉，凭画家的心手，剪裁四时于一纸。

手卷构图之中的花卉，所采用的折枝构图，即不同于西方静物花卉也不同于东方绘画中植根花卉画法。折枝是要借一花一叶展现出物态的生命的特征，要尽显自然之精神。《宣和画谱》卷十五“花鸟叙论”中称，“故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  《四序同春图》卷与其说是在暗喻粉饰当朝太平，还不如说是作者在以此赞颂自然，讴歌天道造就万物的自然色彩。

自五代时起，花鸟画的表现手法与审美取向便形成了“黄家富贵”与“徐家野逸”的分野。所谓“黄家富贵”一派是以西蜀黄筌父子（子黄居寀、黄居宝、黄居实）为代表的“勾勒填彩”法。以精致准确的色、墨线条色描物象的轮廓，再施以浓艳的色彩。状物的对象大多取材于宫廷苑囿中的奇葩异卉，珍禽瑞鸟。所谓“徐家野逸”是以江南徐熙为代表的“落墨花”法。以五色的墨色状写物象的轮廓与形象，再敷以杂彩。取材大多为汀花野竹，水乌渊鱼。这两大风格的出现，使花鸟画的画法逐步走向后世的工笔与写意。钱维城既为文臣，又是宫廷画家、画院领袖，其画风自然属于黄氏父子所创的“富贵”一路。所绘花卉多取材于宫苑奇葩，用笔工谨，设色雅丽。即使是自然界中常见的杂花野卉，也表现得不落尘俗，体现出皇家贵族的审美品位。其点染颇显功力，以画中的牡丹为例，繁复的花瓣多层晕染，艳而不俗，叶子的老、嫩、阴、阳、向、背纯用色彩表现，笔路清晰。最后用细笔，无论是以白粉勾叶筋，还是蘸黄色点花蕊，都饱满颇具骨力，没有半点松懈。即古人论画中讲求的“僻涩求才，细巧求力”。

没骨画法，首创于徐熙之孙，北宋画家徐崇嗣，在继承黄氏画法的基础上，舍墨线轮廓而纯以色彩晕染。后来，这种方法又被清初画家恽寿平继承而有所发展。恽寿平生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 6 9 0年），与钱维城同为江苏武进人。他笔下的“追求澹雅”，  “欲使脂粉华靡之态，复还本色”的没骨花卉使清初画坛的花鸟画振开风气，影响了一大批画家，作为晚辈又是与恽寿平同乡的钱维城，也深受影响。

清代中期之后，花卉画家如顾瑛、王武、陈书、郎士宁、蒋廷锡、邹一桂、张若霭、汪承霈、柳遇、余省、余穉、黄绒、金廷标、江介、陈兆凤、李培雨、沈振麟各擅胜手。钱维城的没骨花卉远绍五代黄荃父子，近法清人恽寿平。唯惮求澹雅，再尚怡艳，这种审美取向是他的入仕与出世的人生经历的所决定的。以天子近臣的身份，更兼院体画家，其画风对同仁也有影响。钱维城处时期，在其之前最有成就者当属蒋廷锡、郎士宁。由于当时蒋画的审美仍没有摆脱恽寿平的影响，所以用色还不够明丽，在色彩中缺乏变化，因此层次不够丰富。而郎画又似过于工谨，用色追求西人以油画设色审美标准，设色过于浓郁繁复，中国画的留白几乎不存在，画面有些沉重。因此，在画院之中以钱氏画法是中国传统花卉表现技法中最佳审美。紧随其后颇有成就的有汪承霈，余省、余穉兄弟，再稍后些则有李培雨，沈振麟等。汪承霈绘有“春祺集锦”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表现技法可与钱氏相埒，所欠者构图稍逊于钱维城，花卉间穿插不够，有单摆孤浮之恨。沈振麟所绘较钱氏相比较，勾线功力还是弱些。且钱氏曾扈从乾隆皇帝左右，得以遍窥内廷所藏，再与同道切磋，取法与用法都有独到。他还能以词臣晋呈所言所绘，故他不是普通的院画家，几重身份都使他的作品贵重当朝。散落民间的，大都是小幅或是没骨，或仅是山水。“四”卷此种画法的花卉作品只能深藏宫中，如不被溥仪盗出大内，此卷也当南迁，现藏于台北故宫了。历代书画贵重者，莫不以文臣绘事名重。因此，钱氏本幅作品在中国画史料中，在院画一科内当有相当地位。

聂崇正先生对清代宫廷院画研究成就斐然，他把清代的宫廷画家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宫廷内专业画家，二是宗室书家，三是是词臣画家。按聂崇正先生的分划，钱维城应当属于词臣画家。“由于钱维城具有的绘画专长，也经常向皇帝进献自已的作品皇帝有时亦下谕要他作画，所以画幅署款上很多带有‘臣’字，说明此书为进御之作，不同于一般的自娱或应酬的作品。”（聂崇正《我看钱维城临董其昌九如图轴》）  “四”卷即属此类，画成后便献于内府。画首上方钤“乾隆御览之宝”、右侧钤“石渠宝笈”、  “石渠定鉴”、  “宝笈重编”。画末上方钤“乾隆鉴赏”左侧钤“三希堂精鉴玺”、  “宜子孙”。画幅上方钤“重华宫鉴藏宝”殿座章。今检《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续编三》  （北京出版社2 0 04年）第1 8 3 1页，  “钱维城四序同春图一卷。本幅：宣纸本，纵一尺二寸五分，横一丈九尺一寸，设色画四时花卉四十八种，款四序同春图，臣钱维城恭画。钤印二，臣钱维城、染翰。鉴藏宝玺：八玺全”，正与此画相合。另钤有“嘉庆御览之宝”、  “宣统御览之宝”，可见其流传有序。再查杨仁恺先生《国宝沉浮录  故宫散夫书画见闻考略》  （辽海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3 8 2页，  “钱维城《四序同春图》，  《石渠寅笈》重编着录。原存社管局”。说明此画在宣统皇帝时便流出宫外，沉寂多年后重新出现在众人眼前，依然光彩照人，应当说是一大幸事。

2012年6月1日，由中国雍和嘉诚拍卖有限公司于北京汉华国际饭店下午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以3650万元成交，并不包括佣金。此件作品，由1600万元起拍。开始竞价的买受人为四家，经过21手竞价，至2550万元，此时有新的两位买家加入。至33手竞价，到2950万元，只剩下三位买家。最后通过54手竞价成功拍出。如此价格，也是对清宫散逸中钱维城此件作品的肯定。